及中原一帶，投資建立各種工廠作坊，就投入了三百多萬兩銀子。
這些銀子表麵上來看，並沒有被拿去賑災，但是當這些資金流入到社會之後，最終還是分散到了很多人手中，並且吸納了大量閑散或者失地以及受災的災民，到各個工坊之中做工，這樣同樣也起到了吸納流民，賑濟災民的作用。
這些被吸納到工坊之中做工的人，可以通過勞動獲取報酬，養活他們的家人，自然就不會再被蠱惑，跟著流民軍跑去作亂了，所以別看於孝天沒有把他的錢直接拿去賑濟災民方麵，但是卻通過投資建立工坊，還是起到了很大的賑災的作用。
而中原以及北方之所以災民眾多，除了天災之外，人禍也很重要，許多官商勾結，趁機囤貨居奇哄抬物價，使得糧食的價格呈現出畸形的高價，使得普通百姓根本無力購買，最終傾家蕩產失去了生存的資本，最終被逼走上了鋌而走險的道路。
但是在於孝天掌權之後，立即開始在他可以伸手控製到的地方，以極其血腥的手段，嚴厲打擊這種官商勾結，囤貨居奇哄抬糧價的行為，抄了數千家哄抬糧價、囤貨居奇的奸商的家產，捕殺了一大批和奸商勾結的貪官，硬是生生把北方的糧價壓低了下來。
比如在崇禎十二年初的時候，真定府一帶一石小米或者麥子的價格，被糧商太高到了幾乎四五兩銀子的價格，甚至連人不常吃的豆子，價格也被抬到了三兩銀子的價格，比之萬曆年間和天啟初年的時候，糧價翻了好幾倍，這樣的價格，別說普通百姓買不起，就算是一些小有積蓄的人家也撐不住。
但是於孝天在掌權之後，僅僅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在崇禎十二年十月間，就已經把真定府一帶的糧價平抑到了一石麥子僅僅隻售一兩四錢銀子，價格壓低了很多，雖然比起萬曆年間的糧價還高出不少，但是起碼回歸到了正常的範疇之內。
當然於孝天也很清楚明末北方糧價之所以居高不下，除了天災和奸商囤貨居奇哄抬糧價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北方特別是山西的晉商之中，有那麽一批鋌而走險，官商勾結，把糧食大批通過張家口一帶，偷運出關，高價販售給建奴和蒙古人，賺取超額的暴利。
這些奸商無疑在大明時代，算是鐵杆漢奸，他們在關內缺糧的同時，對關內的災情視而不見，卻把關內民眾所急需的糧食，大批的轉運出關，賺取暴利，一是大大加重了關內的缺糧情況，二是有力的支持了關外建奴的需求，使得建奴在苦寒的關外，卻可以吃到糧食，不至於餓死。
關外的建奴通過不斷的向關內侵襲，通過燒殺搶掠獲取大量的資財，然後從這些關內奸商手中購取糧食，大大緩解了關外糧食短缺的情況，使得建奴有餘力養兵養民，最終不斷的擴張實力，不斷的南下大掠，最終並且竊取了大明江山。
甚至於連關外的關寧軍之中一些軍將，也和這些奸商勾結，從中分潤大筆的利潤，甚至於幹脆直接把大明朝廷撥發給他們的兵糧克扣下來，倒賣給建奴，來中飽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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