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州縣吏治的整頓，就容易多了。
正如馮道所言：“治理天下官員，在疏不在堵。貪官汙吏是懲治不完的，就算殺再多人，也未必就能使官場風氣煥然一新，整頓吏治，懲辦不法隻是第一步，意在威懾不良官吏，使其畏懼律法，而後以律法為依據，整治官場風氣，重塑官場秩序，引導天下官吏務實向善。”
馮道的話，從製度上而言，就是確立一整套強而有力的監察體係，並且篤力行之，使得官員不敢觸犯律法，以此達到肅清吏治、政治清明的效果。
李從璟同意馮道的觀點，因為他知道明太祖洪武年間，朱元璋懲治貪官汙吏最是嚴苛，甚至可稱殺人如麻，但結果表明，這並沒有甚麽太大作用。
就眼下而言，洛陽吏治整頓之後，國家機器的運轉更加高效，已經能夠支撐起帝國兩線作戰，並在此前提下保證新政新階段的順利推行。
馮道、安重誨、任圜、李琪、李愚，雖然不能稱為名臣，但也都是一時之選，但綱領已定的情況下，他們是能夠滿足輔佐李嗣源處理帝國政事的需要的。
其中尤其是任圜，本有濟世之才，史書說“任圜有縱橫濟物之才，無明哲保身之道”，可見其才能不差，其不善明哲保身的缺陷，有眼下他跟李從璟的關係在，也就不是問題。
大唐國政大事推行顯得急躁，而李從璟仍敢出戰淮地，並非魯莽之舉，根由就在這裏。
先前百戰軍平定宣武軍後，東行山東去定諸藩之亂，隻不過是個幌子罷了，意在吸引各方視線，為侍衛親軍之隱秘調動作掩護。
加之青衣衙門在失去林安心，而新司首還未履職的情況下，隻能應對尋常情況與維持日常運轉，無法對突發性的大災難采取有效應對措施，其在大唐的勢力，被軍情處全麵打擊，不久便生活不能自理。這時候的青衣衙門，縱然還有些殘餘，也隻能蟄伏隱藏，在軍情處的嚴密封鎖下，又哪裏能及時探知侍衛親軍本就隱蔽的調動？
李從璟東行之後，山東作亂的藩鎮，因民眾心向朝廷，而李嗣源多有布置，又且軍民畏懼李從璟與百戰軍的威名，遂不日悉數平定。
事實上，百戰軍在平定宣武軍之後，並未多與平盧軍、天平軍糾纏，而是亮出聲勢後即揮師火速南下，李從璟隻帶了三千君子都，在義成軍的襄助下，很快揪出平盧軍節度使安重霸，與天平軍將領王公儼。
而後，李從璟將整頓吏治、官員撤換、推行新政之事，交給隨之同行的任圜等官員，便快馬加鞭直撲淮地。
因為唐軍進軍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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