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容人，功業也會有限。趙宋太祖為安坐龍庭，廢盡國家棟梁，故而隻能實現華夏之小一統，無法擁有跟漢武帝唐太宗一樣的功業。
彼時，趙匡胤杯酒釋兵權，謂諸將的那番話，“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擇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實在是不知所謂，作為君王，說出這樣一番話，可見其心誌已完全不複漢唐雄風。莫說比之霍去病“匈奴未滅，何以家為”、陳湯“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差之甚遠，便是連劉邦“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豪邁都遠遠及不上，就更不必說達得到李世民要說出“自古皆貴中華而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這句話需要的高度。
漢唐之時，國風強勁，民風豪烈，君主奮發，人有大誌。拜將入相，馬上封侯，乃國人之望。所以，漢朝能有耿恭在距離洛陽兩萬裏的西域中，以三百人死戰萬千匈奴而不降，終隻存活十三人，留下壯士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典故。唐有王玄策在更遠的地方，因身為使節而受辱，便能憤而一人滅一國。
時下風氣，“人辱我母、我殺之而亡、海內英雄皆爭相納我”。
及至趙宋，此等雄風便隻存在於傳說之中，究其根源，趙匡胤心胸狹窄、眼界太小，為君而會勸臣子享樂富貴，其人治理江山又豈能不隻顧一家統治之長久？由是而往，後人在這條路上愈走愈遠，程朱理學應運而生，君子六藝棄若敝履，經濟空前繁盛卻隻能孕育出幾首詩詞，財富空前鼎盛卻隻能滋養貪官冗吏，國風豈能不疲，國人豈能不弱！
此等思想統治漢人千年，人皆固步自封，而失銳意進取之誌，東華門唱名一次之貴，而勝沙場殺敵逾萬之尊，誰還信王玄策一人滅一國的豪情，誰還理解耿恭寧願死戰而不受降封王的固執，誰還讚同漢明帝為救數百人就甘願調發萬千大軍出戰西域的氣度？
而對雄武豪烈的漢唐之人而言，趙宋百姓之疲弱、明清百姓之奴性，恐怕也是他們萬萬不能理解的。
眼下靈州之役，昔日的吳國將領們大放光芒，高審思、柴克宏、劉仁贍、蒯鼇、盧絳皆有不俗戰績，可見李從璟之胸懷和遠見，的確發揮了作用。
李紹城見高審思提起李從璟，便露出崇敬之色，不由得想起自家經曆。
身為最早的百戰軍副將，李紹城是百戰軍中最早出任節使之人，兩川之役為大軍開劍門，功在最先，戰後即位至宰相，尊貴不凡，然多年以來，偏居一隅，在禁軍南征北戰之際，一直沉寂無聲，眼下郭威坐鎮南疆，孟平重於中樞，莫離率艦隊出海，他卻還隻是坐鎮藩鎮，兩相差別，可謂大矣。
然則李紹城毫無怨言，隻因在他出鎮靜難軍時，李從璟便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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