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的世界。
我們應該正視這些，因為這正是我們自己製造出來的。
那個人販子，那個女人就是古麗。
庫班鋃鐺入獄之後，古麗就帶著巴郎四處流浪。她想過工作，可是沒有找到工作，她想去監獄看看庫班，但是又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她也參與了販毒和盜竊銀行。在顛沛流離的日子裏，她懷念家鄉的葡萄架和棉花地，想念從前的平淡生活。最終她覺得自己走投無路了，這個心如蛇蠍的女人把自己的兒子賣給了山西的一戶農民。
當時，古麗拿著錢，走到村口的老槐樹下的時候，放了個屁，她咯咯地笑了，笑著笑著又哭了。
她返回那戶人家，老實巴交的買主——那個家徒四壁的農民——問她怎麽又回來了。她說：“舍不得孩子，我再和孩子說幾句話。”她把巴郎摟在懷裏，在他耳邊悄悄說：“十天之後，你從他家偷偷跑出來，我在村口的那大槐樹下等你，我再把你接走，記住了嗎？”
巴郎若有所悟地點點頭。
這種使人人財兩空的把戲她隻玩過三次。第二次，她把巴郎賣到了貴州，幾天後她帶著巴郎逃跑的時候，一整個村子的人都打著火把在後麵追她。第三次，她把巴郎賣給了華城的一個老漢，老漢叫阿帕爾，乞討為生。
這裏要簡單說明一下，在華城、深圳等發達城市，都有一大批職業乞丐，以深圳、上海賓館公共汽車站附近的乞丐為例，幾位來自河南的叫花子隻要看到交通燈變成紅燈，就會喊一聲：“燈紅啦，快上！狠要，燈一綠就沒有啦！”他們向等候紅燈的車輛不停作揖討錢，他們每個人一天的收入在70元左右，一月2000元。這個數字對農民來說是很誘人的，所以不斷地有人加入這個群體，有的一家幾口人共同出來乞討，甚至有一整個村子的村民結隊乞討。
阿帕爾就是一個職業乞丐。
最初他拄著一根木棍，端著破茶缸，走街串巷，收入甚微。後來他從家鄉帶來一個殘疾兒童，一個嘴歪眼斜流口水的女嬰，每天就是坐在幼兒園門口。幼兒園門口確實是最佳乞討的所在，接送孩子的家長很容易將對自己孩子的愛轉化成對這“爺孫倆”的同情。
1999年，也就是菊花一元硬幣發行的那一年，阿帕爾每個月都要去銀行兌換兩箱子硬幣。一箱子一元的，嶄新鋥亮，每一枚硬幣上都有一朵菊花；一箱子五毛的，黃燦燦的，散發著金子似的光芒。
2000年4月，他的搖錢樹——病嬰死掉了。9月下旬，古麗將巴郎以4000元價格賣給了他，他對巴郎感到失望，因為巴郎太健康了，年齡也有點大，他向古麗表示願意出高價買一個4歲以下的孩子。10月6日，古麗將一個哭哭啼啼的孩子帶來了。
在阿帕爾的住所，華城天河區的一個出租屋裏，他和古麗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阿帕爾搖著頭說：“這孩子我不能收。”
古麗問：“為什麽？”
阿帕爾說：“他穿得太幹淨了，你看看，這衣服，這鞋子，這胳膊和手都太嫩了，你從哪兒偷來的？孩子父母還不找瘋了，他們會找上來的，會打死我。”
古麗兩手做一個掰東西的手勢：“你可以弄殘他。”
阿帕爾說：“喪天良的事，不能幹。”
古麗說：“你心眼不壞。”
阿帕爾說：“除非你賤賣。”
古麗說：“你說個價。”
阿帕爾說：“4000，看在老鄉的麵子上。”
古麗說：“成交，給錢。”
阿帕爾說：“給啥錢啊，咱倆扯平，你把巴郎領走，這孩子留下。你的小巴郎，他不跟我上街討飯，嫌丟人，還拿把小刀子，捅我，一天到晚在外麵玩，餓了就回來吃飯，你還是領走吧。”
古麗罵道：“阿囊死給（髒話），過幾天我把巴郎帶走。”
當天晚上，下起小雨，阿帕爾坐在小圓桌前喝酒，他教孩子喊爺爺，孩子不喊，他就用拐棍敲著地麵說，“以後我就是你爺爺。”
巴郎哼著歌曲回來了，抓起桌上的煮羊蹄就啃，他看到床腿上拴著一個小男孩，問道：“這是誰？”
阿帕爾說：“買的，明天就帶他上街。”
巴郎說：“那我先給他化化妝。”
巴郎把手上的油抹到小男孩的衣服上，又把煙灰倒在小男孩頭上，小男孩哇的一聲哭了。
“這樣才像個小叫花子，不許哭。”巴郎拿出一把蝴蝶小刀威脅著。
小男孩驚恐地向後退。
“你叫什麽？”巴郎用小刀捅了捅小男孩的肚子。
“旺旺。”小男孩回答，他嚇得幾乎要哭出來，卻又不敢。
“旺旺。”巴郎重複著這個名字，哈哈笑起來，“你是一隻小狗，以後我就喊你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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