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天一大早，我跟唐大頭在院子裏剝玉米，有封從北京寄來的信送到我們手上，打開一看，原來是平反信，我和唐大頭可以回家了。
我們拜別村民，村長依依不舍地抱著我們，一邊流淚一邊說：“娃娃同誌們，恁有空一定要回來看看大家。”
我和唐大頭也哭著說：“放心吧，我們一定會回來看你們的！”
以前常聽人說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現在也是親身經曆過了，這裏的人都十分的樸素熱情，哪怕自己吃不好也要待客人好。
我爸看著我回來了，雖然麵帶笑容，但看起來十分的憔悴，沒有了往日的精神氣。
後來日子漸漸平穩下來，這一年小平同誌提出改革開放，全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社會上掀起一陣改革風，個體戶被允許經營，市場經濟一片大好，到處都是致富的機遇。
次年北京又開了一個紅橋市場，就是原本明清時期東郊崇文街巷的農集。
在過去，北京素有“東城富，西城闊”一說，但由於基礎不好，東郊這一帶還屬於荒涼之地，直到改革開放政策下來後，個體戶才紛紛將自己的農產品帶到這兒來賣，這地方又被叫為紅橋農貿市場。
紅橋市場不僅僅隻賣農作物，逐漸又慢慢出現了古玩、百貨等等，霎時間這裏羅琦盈戶、珠璣羅市，更是享有“雲外國女士心目中之長城，實北京城下不落幕之寶會也”的美譽。
自打我跟唐大頭從洛陽回來後，他便跟石會計走到一塊兒，那倆人一合計說是要弄點兒啥生意做。
唐大頭想來想去，瞧古玩市場形勢大好，於是兩人一番商討就決定倒騰古玩，又要拉攏我一起入夥兒。
起初我看唐大頭這家夥是為了打我退伍費的主意，就沒答應，後經不住唐大頭的軟磨硬泡（折磨），最終答應下來。
我們拉著架子車到各家各戶去收古董，有的人害怕再發生文化大革命，巴不得趕緊把古董賣出去。
就這樣我們花了很少的錢，收了很多價值不菲的好東西，像什麽秦簡漢銅、晉屐唐畫、遼磚宋瓦、元玉明瓷、清印民錢之類的。
古董積存的差不多，古玩店就可以開張了，但與其說是古玩店，不如說是一個地攤兒。因為加上我的退伍費，我們總共也才有三千多元，根本租不了多大的地兒，唐大頭我倆一盤算，倒不如在紅橋擺地攤算了。
石會計見我們不租店鋪，心想搞古玩兒沒門店，那不是讓別人瞧著窮寒酸嘛，就覺得我們不靠譜，就不與我們一塊幹了，自己回到了河南老家。後來聽說人家在那兒承包了一個小煤礦，已經早早成為了萬元戶。
石會計一走，古玩攤兒就剩下我跟唐大頭了，每天天不亮我們都推著架子車早出晚歸地擺地攤，又因為我們沒有營業執照，還得時刻提防躲著工商局。
唐大頭說要不咱換輛腳蹬三輪車，推著小車太累了。我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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