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波裏昂尼沒有直接帶著喬治安娜去警察局，他帶著她去了杜伊勒裏宮，來到一樓的餐廳，這裏看起來就像是一個精心布置的咖啡館，上次“軍官俱樂部”的招待會也是在這裏舉行的。
“你的辦公室以後就在這兒。”拿波裏昂尼說“在此之前，你要把這個地方重新布置，不止一個人跟我抱怨過這裏不像是個大國統治者府邸應有的樣子。”
喬治安娜看著那些可怕的絨球，這種裝潢可能會討少女的喜歡，和適合約會時用。
“誰設計的？”
“方丹和柏西埃，你也可以不用他們。”他看著那些小餐桌說“家具你也可以換，但別弄得像凡爾賽一樣。”
“你不問問約瑟芬的意見？”
“我很喜歡你上次布置的會場。”
“你不擔心太奢華了。”喬治安娜提醒道。
“我需要裏昂的機器開工。”
喬治安娜不再說什麽了，她開始打量這個快和霍格沃滋禮堂一樣大的餐廳。
18世紀早期，因為鼠疫等瘟疫經常橫行嚴重擾亂了城市的生活秩序，高等法院除了日常的案件審理之外，還要與市政機構共同努力應對危機。
他們管理的範圍很廣，比如瘟疫期間醫師的工資、施舍、行乞問題，甚至城市的衛生、垃圾清理問題也是歸他們管。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們還要負責保障生活必須品價格合理，且要監管食品的質量，為此他們經常和麵包師傅、魚販、肉販、鹽商爭論不休。
當供給出現危機時，曾經有法官慷慨解囊，比如路易十五時期就有一位院長被人送綽號為“麵包師傅”，因為他在一次嚴重的饑荒中花掉了自己的大部分財產，為巴黎人進口穀物。
人們對這種人往往比將錢花在自己身上窮奢極侈的人評價更高，這種捐款成為了他的政治資本，恐怖統治時期為了不引人注目，貴族們很少出門，出門也不敢再穿華麗的衣服了，衣服也故意弄得皺巴巴，好讓人覺得自己不是“富人”。
炫富是決不允許的，同時餐廳也不能“簡樸”到現在這個樣子。
人的物質達到一定條件後就會轉為精神需求，喬治安娜沒想到自己居然會在這裏立足。
和紅薯、小麥相比，土豆對溫度的要求沒有那麽高，溫度在4度以上就會發芽，而且儲存也比紅薯方便得多，但是土豆容易被晚疫病感染。夏普塔爾以前當過大學的講師，他接觸的又是比較高級的知識分子，他以為所有人的接受能力、判斷力和他一樣強。
他的推廣計劃有“科普”的性質，農民可以按照他所說的方式種地，也可以用原來的種法種，是非強製性的，更別提拿破侖提起的普魯士那種用荷槍實彈的士兵威脅農民種土豆了。
晚疫病是造成1845年愛爾蘭大饑荒的元凶之一，但這也有一定人為因素。穀物法保護的是英國本土農民的利益，這就跟1801年的“麵包與血”運動是一樣的道理。
利益高過人命的價值，外來的穀物會讓糧食價格降低，造成農業種者的利益受損，英國法官是不會像那位綽號“麵包師傅”的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一樣將自己的家產捐出來賑濟災民的，反倒是可能為了竊賊偷了一片麵包就判其判絞死。
經過了十年動亂，法國國內終於有了太平的景象，絕大多數人都想安定下來，但像“麵包師傅”那樣為了人民願意散盡家財的有錢人還是少數。
貸款給那些麵包鋪，麵包鋪以後可以慢慢還，不會永遠都饑荒，糧食價格也會降下去，行會這個東西，有人愛有人恨，但虧損經營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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