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大得多，就算拿破侖帶著盧維杜爾出現在了公共場合，一把狙擊槍也可以要了盧維杜爾的命，要對付這種孤狼式殺手可不是單靠武力就可以的。
捍衛國土安全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共和國不可分裂，這也是共和製和其他製度所不同的地方。
比如美國的聯邦製，獨立戰爭期間參戰的幾個州有窮的也有富庶的，由於大陸會議沒有征稅的權力，大陸會議隻好將軍隊補給問題移交給州政府，由各州自行解決，如此以來各州的待遇就出現了巨大的差別，有的士兵基本溫飽都解決不了，有的則過得很舒適。如果以食物的優劣程度來區別人的地位，那麽獨立戰爭期間有些士兵的食物吃得還沒有奴隸好，種植園裏的奴隸至少還有玉米麵和醃肉吃，他們隻有麵包幹和水。支撐他們繼續戰鬥的是滿腔的愛國熱情和頑強的鬥誌，同時軍官們也以身作則，絕不私自享受任何特權。
馬塞納能在熱那亞堅守那麽久，也是因為他和士兵共甘苦，士兵吃什麽他吃什麽，結果他自己的身體就毀了。
這樣的窮兵遇到了富庶地區過好日子的兵，不滿的情緒也就越來越明顯。每個州都有各自的民兵團，當州長們不給傑斐遜資金，聯邦政府的開支都是問題，沒有了中央政府則是各個州長自己說了算。
撕裂的美國是個州對聯邦政策消極應對的產物，法國則是完全不一樣的，阿爾卑斯山區說德語的法國人很多，但是問那些和牲畜一起的牧民共和製和君主製的區別是什麽他多半都回答不了。這樣的人讓他以民主製投票有什麽用呢？
以19世紀初法國人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城市和農村的人口結構，實施全民公決得到的結果隻有一個，拿破侖勝出，但是公投的樣子他還是要做的，為了準備公投他準備了六周，投票結果根本就不需要期盼會有什麽逆轉發生。
勝利就像是甘泉，讓幹渴的人回味無窮，流放那些德意誌王公讓法國人轉移了視線，再加上有機會被大赦的盧維杜爾配合的表演，人民根本就不知道五千英裏外的島上到底發生了什麽。
誰要是想知道，可以犯點罪，法院判處一個流放，到了聖多明戈、瓜德羅普這些地方他就知道了。
1800年聖誕節刺殺，拿破侖流放了一些雅各賓派去的圭亞那，圭亞那也在美洲。
那個地方沒有報紙監督，有的隻有崎嶇的山地和雨林，等看過了“真相”，想回來已經不可能了，死了屍體都要埋在那個地方。
“替罪羊”也找好了，喬治·卡杜達爾，波力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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