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人人自危，家庭分崩離析，鬧成這樣說到底還是因為沒有劇院，人們閑得沒有事做，才給自己找事做。
除了寫“他人既地獄”之外，法國哲學家讓·保羅·薩特曾寫《存在與虛無》，他深化了胡塞爾的“從實事本身出發”的思想，改造了笛卡爾“我思故我在”，提出了比反思更優先的“反思前的我思”。
在諸多曾經神聖不可否認的神、精靈等等精神造物中，“自我”是不可否認的，否認自我即是抑鬱與自毀的先兆，不論那些施加精神壓迫的人們怎麽詆毀都不要懷疑自我存在的意義，東方有句哲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行弗亂其所為。這就是反思前的我思了。
我思是自我意識，反思前的我思是沒有把自我和自身區別開來，分別形成客觀對象，世界和自我和世界渾然一體，也就是古代中國人說的天人合一，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人體內的小宇宙與大宇宙是同構的，這也是自然法則的一部分。
“我”是應運而生的，天地間總有“我”的位置，在找到了那個正確的位置前會諸事不順，換一個位置，換一個運氣。
西方的上帝則不近人情，就不提約伯那個倒黴鬼了，他成了上帝和魔鬼實驗的對象，全家死光加自己又病又窮全是考驗，上帝說你過關了，就又讓他子孫滿堂、健康富有，人生大起大落如斯，幾個受得了。
普通人活在一個不變的大宇宙裏，上帝是這個大宇宙的締造者，他什麽都計劃好了，人根本不是自由的，所以人不犯罪，善舉是上帝的計劃，善人幹了善事一點好處都沒有，連自我安慰都做不到，清教徒則找了個征兆，發財就證明自己找到了那個天職，還有什麽比財富更能證明神恩的。
這種神權的專製、要求人絕對臣服，加上羅馬的征服和羅馬人的武力造就了西方文明的內核，少數服從多數看似民主，但蘇格拉底是怎麽死的？不是死於多數派暴政之中麽？
甚至於早期宣揚日心說的科學家、反奴隸製也是少數派，也就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價值觀不可以成為普世價值觀的，它隻是符合邊沁功利主義提出的“大多數人的利益”，是一種利維坦結構，當大多數人利益無法得到保證，利維坦就不複存在，相反的會出現一種反利維坦，人的本性在於自我保存和生存，強製權力沒有建立的地方就沒有所有權存在，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製也就可以侵犯了。
沒什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以前的俄國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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