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可能是為了更多的利益，等有一日你倒黴落難了，他為了利益又會跟你的對手說好話，把你貶低得一文不值。如果是孔孟會將這種人歸為小人，有誰會覺得當一個小人是愉快的呢？
法家學說如果遇上一個儒家的辯論高手，基本上都要被罵“不見聖人教化”。韓非則認為與其逃避這個問題，不如利用這種利欲熏心為統治提供依據，就像公孫儀愛吃魚，正是因為他愛吃魚才不接受別人的魚，假如他接受了別人的魚就要遷就送魚者的表現，有遷就送魚者的表現就一定會枉法，違法法律就會被罷免相位，弄不好命都丟了，重刑可以讓人自利自律。
就中國的國情這是有可能的，在西方卻不好使，資產階級可以改法律，比如《工廠法》，這本來是一種國家對工廠監督的法律，現在變成了一種濟貧法的補充，就像是把應得的當成福利發給你。
小威廉·皮特認為養育孤兒是一種負擔，短期來看卻是如此，可是他們要是長大成才後造成的社會價值多餘養育他的成本呢？
怎麽樣都不該是教區的管事將這些孩子按打送進工廠裏，他自己獲取回扣，騎好馬、戴銀懷表。
西方的慈善一般都是由教會這種宗教組織來負責的，法國大革命後變成了公社，滿清的慈善則是交給了善堂，尤其是這次“叫魂”案鬧得最凶的江南地區，基本上是由工商業組織和地方政府負責的。
理論上有了乞丐這些善堂應該進行收容，然而一是因為流浪人口實在太多，二是因為善堂存在貪汙腐敗現象，所以乾隆年間的乞丐非常多，乾隆下江南的時候除了應收盡收的，其餘的都被趕走了，這也是滿清官場的一個“慣例”，報喜不報憂，即便是粉飾的太平盛世，那也是“太平盛世”，值得謳歌讚美，再送上幾首優秀的詩歌，說不定還能得到皇帝的賞識，調到京城去做官。
會“迎合”也是一種“為官之道”，兩江總督掌管著江蘇、江西和安徽三省，是清帝國第一肥缺，而這三省核心長江地區以及浙江部分地區是“叫魂”案的案發地，也就是俗稱的grand zero，這個地方剛好就在兩江總督幕府的旁邊。
滿人會被漢化，漢人也會被滿化，當時擔任這個職位的正好是正黃旗的包衣高晉，跟高俅高太尉一個姓。他倒不是高衙內那樣的“花花太歲”，他祖上也不像高俅那樣是陪皇帝踢球的，但是乾隆愛治水，於是這位涼州總兵的兒子就按照他文淵閣大學士叔父的指點，棄武從文，改學水利了。
成了包衣後，漢人的姓氏就要改成高佳氏，高晉文淵閣大學士叔叔的女兒，就是乾隆的慧賢貴妃。即便是不怎麽信巫術的滿族人，後宮和巫蠱扯上了基本上也是“異常凶險”的，更何況高佳氏已經死了，她也沒有生下一兒半女，不過乾隆念著她的情，從她以後高佳氏的女兒出嫁指婚都不會太差。
靠女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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