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在《論羅馬帝國衰亡後農業在歐洲舊狀態所受到的抑製》曾這樣寫道：從日耳曼民族和塞西亞民族滋擾羅馬帝國西部開始，歐洲發生了重大改變，野蠻民族對原住民的掠奪迫使城鄉之間的貿易中斷，城市空無一人，農村無人耕種，曾經在西羅馬帝國統治下異常富有的歐洲變得貧窮、野蠻。
古羅馬時期土地僅僅隻是作為維持生活和享樂的手段，比如種植小麥和葡萄，用來做麵包或葡萄酒，羅馬人也不分長幼男女，是自己的孩子都會分到一塊土地。當時的“財富”是指的奴隸、金銀、牲畜，宏偉的羅馬是由奴隸們興建的。
羅馬是農耕民族，放牧是遊牧民族。因為沒有馬，羅馬騎兵也就沒有步兵多，而步兵主要是自耕農，他們跟隨統帥外出征戰，像攻伐特洛伊的英雄們一樣將戰敗國的國民擄掠成為奴隸，另外還會將當地的藝術品搜走，裝點他們的豪宅和庭院，古羅馬很多藝術品都是希臘風格的，甚至羅馬神話也隻是將希臘諸神的名字改了一下。
不過當土地不再是維持生活的手段，還是權力的手段時，將其完整地傳給一個人似乎更為恰當，長男繼承法就應運而生。
這不是突然冒出來的，而是一個相當緩慢的過程，在動亂接連不斷的中世紀，大地主的精力都耗費在了保衛自己的領地，或者擴展領地的事情上，對土地的耕種和改良則疏於照顧。當進入和平歲月，他們有時間和精力對土地進行耕種和改良的時候，他們又沒有了心思，如果他是個頭腦靈活很會做生意的人，會把每年的儲蓄用於購買新地產，而不是改良原來的土地，畢竟當時還有大量未被開墾的土地，因此大地主大多數都不是大改良家。
荷蘭地勢低窪，沼澤很多，但隻要把水抽走就能成為農田，這也是改良土地的一種辦法。相較於地主，農民進行土地改良的速度要慢很多，因為對於農民，大多數的土地收成都要用於繳納地租，英國通過圈地運動，實行輪耕是基於當時養羊的收益高於種地，無意之中改良了土地。
最早穀物是禁止出口的，除非獲得特許，古代歐洲對地主和農民實行的政策都對土地耕種和改良不利。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裏提及了獎勵金，鼓勵糧食出口也是避免國內糧食過剩，造成糧價下跌。喬治安娜則在擔心12個億的“常平倉”，隻有達到了這個水平，當法國再次發生饑荒的時候，常平倉才能起到調節價格的作用，避免法國大革命時糧價飛漲的情況。這也是拿破侖式的“每個法國人的鍋裏有一隻雞”，但農民收入提高後他們才有錢去改良土地，或者說再購買土地，法蘭西共和國的軍人其實和羅馬共和國的軍人差不多，都是農民，都有自己的土地，保護自己的土地和利益當然是積極的。
不過18世紀末的軍人和古羅馬時代的軍人不同了，如亞當斯密說的，決定勝負的關鍵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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