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就和《獨立宣言》裏所說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矛盾了。
如果群體無法思考矛盾，那麽個體該有時間思考矛盾，如何能將奴隸製和平等自由共存在一起呢？
也不會有人願意做一個不道德的人，盡管奴隸製被稱為建國時期“必要的罪惡”，那麽等穩定後也該將之消滅，而不是以“奴隸的幸福”和“自由工人的苦難”做對比。
奴隸主覺得自己是道德且仁慈的，他就不覺得奴隸製是不公正的，奴隸也覺得自己過得比自由工人幸運，也就不覺得這個製度存在問題。
事實卻並非這套規則的設計者們所想的那樣，杜桑·盧維杜爾曾說過，平等是有對標物的，殖民議會對標的平等是英國議會，自由對標的也是不受英國的約束，他們並不願意降低標準，和窮人、奴隸平等，並不是所有人都是不清醒的。
西進運動農場主的拓荒之路、創業之路就是奴隸的苦難之路、原住民的血淚之路，但要現在想阻止他們幾乎已經不可能了。
密西西比地區的衝突一觸即發，賣了路易斯安那州即便是貧瘠的土地，不列顛議會的態度也會和現在不一樣。
了解大致情況後，喬治安娜就被莫蒂埃帶到了她駐地的套房，所有人都來了，接著莫蒂埃就離開，順手把門給關上了。
法爾榮將一份文件遞給她。
“這是什麽？”喬治安娜問。
“駐在漢堡的英國大使寫的抗議信，他被限製了自由，不能離開大使館。”法爾榮回答。
“誰幹的？”喬治安娜問。
“普魯士不介入的話，豪格維茨怎麽說服其他北部城市加入他們的同盟？”打算開棉紡織工廠的鮑文斯問。
喬治安娜看著阿斯頓·馬丁，他保持著沉默。
“坐下說吧，先生們。”喬治安娜對他們說“你們想喝茶還是咖啡？”
“哪一樣都不想。”鮑文斯嘀咕著“該死的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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