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他搜集的“寶貝”隻是一些諸如溜溜球、口琴等不起眼的東西，等他的視野和見識日益寬廣，他想要的就變得更多、更好了。他也不在乎那些東西是別人的摯愛，盡管那些東西他本人並不喜歡。
為什麽他要那麽做呢？
這可真是個好問題，伏地魔是曆史上有名的危險的黑巫師，但他或許並非個例，孩子並非全部都是天真無邪的，不是還有愛搶年幼小孩棒棒糖的達力麽？
宗教對“善”“惡”的判斷是根據天啟與神學，做好事會上天堂，做壞事下地獄。
但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善”“惡”，則是與天啟和神學無關，是源自於人類的特性與需求，比如平民麵包都吃不起了，皇後還在奢侈享樂。
人們對慈善、寬容、平等、公正的需求不亞於靈丹妙藥，仿佛有了這些品質所有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羅伯斯庇爾踐行了他對平等的追求，但還是造成了“顯而易見”的新問題。
大人物們的傑出天性讓他們與芸芸眾生拉開了距離，建立了一種不平等的關係，而這種不平等並非源自於父傳子的遊戲規則。
如果說君權是神授予的，那麽貴族的特權是上帝賜予的麽？還是人民給予的？
中世紀的封建領主都有追隨國王征戰的義務，不論是參加十字軍東征打異教徒，還是基督徒之中的戰爭。大革命之前的法國貴族將免兵役當作一種特權，既然他們率先放棄了自己的義務，那麽就等於放棄了享受權利的基礎，權利和義務是相互對應的，有權利必有義務。
當然，這並不代表國王的軍隊裏沒有貴族軍官，他們沒有使用免兵役的特權。
當拿破侖在埃及的時候，不論約瑟芬是不是真的與英俊的龍騎兵有傳聞中的曖昧關係，公眾普遍同情的是拿破侖，而不是人緣更好的約瑟芬，以至於拿破侖的副官、朋友、親戚介紹女人給他，也沒人覺得有什麽不妥。
如果拿破侖選擇離婚也是會得到理解和支持的，《儒爾當法》讓所有法國適齡青年，不論貧窮還是富有，全部都征召入伍，也就不存在某些“不平等”的問題了。
約瑟芬原本很害怕那些年輕的女人，她認為她們比自己更有機會生下孩子。本來歐仁·博阿爾內有機會成為“凱撒”的養子，可惜他失去了，關於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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