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章中詳細的闡述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含義與影響。
在夏商周三代時期，是“天命”論籠罩下的民本思想，屬於“天命順民命”的類型。統治者認為君權是天命賦予的，但天命是順從民意的，如果統治者不體恤民力，不修德政，天命就會根據民心所向轉移到新君那裏。
如《尚書》之《五子之歌》《湯誓》《泰誓》三篇文章，就代表了夏禹、商湯、周武三王的民本思想。
商湯在討伐夏桀之罪的《湯誓》中說：“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後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周武王在討伐商紂王的《泰誓》中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正因為統治者明白天命順民命的道理，所以統治者產生了以德配天的思想。尤其是“小國周”統治者從“大國商”的滅亡中總結了曆史教訓，進一步發展了夏商時期的民本思想。
如《尚書·周書·蔡仲之命》就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天命是不分親疏的，他隻輔佑有德之君。民心也無常主，他隻歸附於愛己之君。
這也成為後世儒家的“民本”思想來源。
孔穎達在文章中旁征博引妙筆生花，詳細闡述了民生為本的理念，看得一眾學子儒生官員貴族如癡如醉，深刻反思。
就連稍稍識得幾個字的百姓亦是鼓掌叫好。
當世大儒孔穎達這可是再為天下的百姓發言，怎麽能不叫好？
一時之間，《貞觀周報》的影響力大大增強。
而世家門閥們在品味這篇“社論”的內在寓意以及題外之意的時候，亦在警惕房俊的動靜。可是令他們感覺到詫異的是，房俊似乎當真全部身心都投注到這份《貞觀周報》當中，對於元氏的案件沒有一絲一毫的理會……
這小子到底在搞什麽？
難道真的是畏懼與元氏的勢力偃旗息鼓了？
亦或是就算敗家也要敗出一份與眾不同的風采，也得弄出一個花團錦簇博得一聲喝彩？
但是無論大家怎麽猜測，房俊就是一點動靜都沒有……
一周之後，《貞觀周報》第二期如期而至。
這一次的焦點已然毋須提醒，買到報紙的人第一眼就看向主版的“社論”。
這一次擔任主筆的不是孔穎達，但是名氣卻絲毫不差！
當代大儒、太學博士、賈公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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