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元旦過後，我和研究所王成武所長到哈爾濱出差。那年哈爾濱的冬天特別特別寒冷，最低溫度到了零下三十九度。我們乘坐的列車到達哈爾濱站又是晚上零點四十左右，出站以後，穿的麵包服好像立刻變薄了許多，身上的熱氣頓時跑光了。眉毛、眼睫毛上都結了霜，臉讓冷風一吹，就像刀割。臉上的肌肉也變的僵硬，說話覺的都不得勁。
那時候，國內治安形勢雖然經過嚴打有所好轉，但東北的形勢依然嚴峻。站前拉客宰客的黑旅店，黑出租車比比皆是。我對王所長說：“出站時，我們兩個表現一定要淡定，眼睛直視前方，徑直往外走。不管有多少人給介紹旅館，讓你坐他的車，一律不答話。要讓他們感覺我們對這裏很熟，外邊有人接應我們。”
“要是有人拉扯我們怎麽辦？”王所長見出站口前站了很多人，有些膽怯的說。
“用力甩開，就說有人接站。口氣一定要硬，底氣十足。”
出站口圍攏了一堆又一堆的人，他們不斷的拉扯出站的旅客，大聲喊著：“旅館，旅館。住旅館的跟我走，條件優越，價格便宜，服務周到。”
“出租，出租，坐出租車的，跟我走。車就在路邊，價格便宜，安全可靠。”他們都是一邊喊一邊拉扯出站的旅客。
我和王所長挺直腰板，大氣凜然，目不斜視，邁開大步往前走。這種氣勢和這種步態確實鎮住了不少強行拉客的黑店和黑出租攬客人員。也有拉扯我們的，都被我們身子猛的一側，手臂一掙，甩脫了他們。
走到大路旁，剛好來一出租車，在我們跟前停下。司機打開車門下來問：“要車嗎？”
“要！王所長上車！”我打開副駕車門，把手提箱往座位上一丟。我讓王所長也把行李放在副駕駛座位上。司機說：“不放在後背箱嗎？我打開。”
“不用。我們的行李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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