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工人階級掌握政權後始終要把經濟建(3/6)

初，為開創一個有利於經濟建設的國際環境，周恩來於 1950 年春同毛澤東一道赴莫斯科與斯大林談判，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並簽訂 了《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和《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收回了中長路、旅大的主權和一切權利，取得了一年貸款。新中國的和平友好外交從蘇聯開 始，擴大到東歐人民民主國家。1952 年秋，周恩來第二次到莫斯科，向蘇聯政府介紹我國 經濟狀況，並提出了希望蘇方援助的具體要求，經過談判，雙方協定的第一批援助項目是 90 項，第二批是 51 項。到 1956 年，經過對一些項目進行調整合並，又追加了一些新項目， 共計 156 項，折合 19 億美元，加東歐的 7.3 億美元，總計 26.3 億美元。這些項目成為我國 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工業骨幹項目。隨後，為創亞非國家外交關係的新局麵，周恩來於 1953 年出訪印度、緬甸，發表中印、中緬聲明，宣布了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1954 年又出席日 內瓦會議，簽訂了印度支那停戰協定；1955 年出席萬隆會議，提出了“求同存異”的方針，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期，周恩來也積極爭取與歐洲國家建交。這一切外交活動，都為國內 經濟建設創造了較為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在平等互利基礎上，開展國際貿易、往來、技術 合作，爭取了外援，促進了國內建設。

在同一思想指導下，建國之初，周恩來協助毛澤東領導徹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 領導政務院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進行了複雜繁重而有效的工作；接著，又參 與製定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並協助毛澤東領導了全國範圍的農業、手工業、 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進行“三大改造”過程中，他也非常明確地指出過：“生 產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產來推動。一切都要靠生產，生產是主要環節。”

綜上所述，周恩來在理論上作出了“經濟建設在國家生活中已經居於首要地位”這一 科學的論斷；在實踐上，他緊緊地圍繞著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成功地解決了內政外交一係列 的重大國事，使我國大規模經濟建設有了良好的開端。

三、60 年代初，強調“現在麵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任務”

中共八大宣告：社會主義社會製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 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 業國。”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的需要。這表明，我國社會開始進入社會主義初 級階段，理所當然應該把經濟建設放在國家生活中的首要地位。但是，由於“左”傾錯誤開 始抬頭，從 1958 年起，強調在繼續完成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 把工作著重點放在社會主義建設上，這種含糊不清的提法，難以真正實現黨和國家工作重點 的轉移，而隻能導致以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社會主義革命“推動”下的“大躍進”的掀起。 三年“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 我國國民經濟在 1959 年到 1961 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在這樣的情況下，忠於“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根本立場的周恩來，在國民經濟調整的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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