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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考察相互的市場和國家需要， 減少盲目性，在平等互利和互通有無的基礎上進行貿易。同年秋季，美中貿易全國理事會派出了一個由二三百家美國公司組成的代表團參加我國 1973 年秋季廣州交易會。周恩來對美 國客人指出：“我們兩國社會製度不同，在不同政治製度的基礎上怎麽找到有利於雙方發展 貿易的辦法，這需要研究對方，了解對方。”周恩來在結束談話時還強調：“互相多接觸就能 夠推動發展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貿易。”可以說，周恩來同美國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的 談話，確定了發展中美經貿活動的方向並共同尋求合作互利的渠道。第三，從 60 年代後期 以來台灣、香港等地區發展經濟貿易若幹新鮮做法，周恩來提出發展不同政治製度國家之間 有利雙方的貿易辦法。周恩來對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台灣經濟貿易得到較快發展的情況是 很關注的，但對其發展貿易迅速的原因不甚清楚。他對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談及此事時說： “我也是這兩年費正清教授跟我談了這個問題我才知道，原來我很奇怪，它的貿易額為什麽 高？一調查，清楚了。它吸收了一部分外資，這部分外資當然是支持它的。而且你知道，台 灣的勞動力很便宜，比香港和日本還便宜。”周恩來話音一落：美國客人接著說：“而且他們 向外國投資者提供優惠條件。”周恩來在談話時表示過：“我很直率地說，這一點我們還趕不 上台灣的嚴家淦，嚴在台灣替蔣介石作幫手。”周恩來接著說：“他本來在國民黨中沒有地位， 隻是在銀行中有一個小職位，但他對做生意，搞貿易有那麽一套，這對蔣介石有好處的。” 周恩來歸納了嚴家淦做生意，搞貿易的一套做法：一是知道一些國家市場的需要，主要是加 拿大、美國、拉美、日本、歐洲市場需要一些什麽商品；二是在台灣根據國際市場的商品需 求辦加工廠或來料加工廠，提出一些花樣更新、色彩更好的商品，對外銷售；三是引進美國、 日本和其他國家的外資，辦來料加工廠，進口原材料，然後加工，專門供出口；四是在台灣 高雄劃了一個像香港一樣的自由港，不收稅。這幾項做法，就促使台灣的貿易額迅速增長。 在“文革”這種特殊的曆史條件下，周恩來以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正確概括台灣經 貿發展的若幹措施，不僅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膽略和勇氣，也反映了他非凡的洞察力和 遠見卓識，為我國尋求不同政治製度國家之間發展雙方有利的貿易途徑，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確定了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下，實現了全方位的對外開放，周恩 來的預言已經成為現實。
三、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把學習、利用、發展結合起來。
1956 年 5 月 3 日，周恩來在一次報告中明確提出：“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這是一 個具有長遠指導意義的方針。周恩來提出這個方針的前提是把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同向一切國 家的長處學習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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