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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3年來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麵貌發生的巨大變化,借鑒了蘇聯工業化、集體化的做法而提出來的。這個設想,無疑是不同於建國前後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的考慮。當時,打算在民主革命勝利後,花費10年、15年甚至20-30年的時間,進行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在國家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大為興盛以後,在各種條件具備了以後,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並在大家同意了以後,就可以從容地和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這種考慮限於當時的認識和實踐,這樣提出問題是可以理解的。隨著國內外形勢的重大變化,我們積累了開國之初的實踐經驗,對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過渡有了新的認識,這樣,都為實施有計劃的大規模的建設和有步驟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提供了重要的條件和時機。從1951年起,把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為中心內容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製訂工作擺到議事日程上來,同時,必然充分注意到我國的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現狀和發展趨勢以及它們同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關係,這樣就不可避免地提出在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條件下,對個體經濟和私有經濟應當采取怎麽樣的政策才能促進工業化的順利發展,而不是拖後腿甚至妨礙工業化的進程。
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醞釀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問題。除了9月、11月先後兩次中央會議上議論了實現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時間問題外,還著重做了兩件事。
一是劉少奇出席蘇共十九大期間,毛澤東委托劉少奇以個人名義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的第一部分內容是關於中國怎樣從現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問題,以便征求斯大林的意見。10月2日,劉少奇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離京赴莫斯科。10月20日給斯大林一封信。信的第一部分對我國過渡到社會主義所需的時間和能夠實現的條件,進行詳盡的估算和分析。首先,說明了建國以來我國工業商業中國營企業和私人企業比重及其變化的情況。信中寫道:“中國現在的工業生產總值(不包括手工業),國營企業已占67:3%,私人企業隻占32.7%。而在1949年國營隻占43.8%,私人占56.2%。在商業中,全國商品總值的經營比重,國營和合作社經營現在占62.9%,私人占37.1%,但在零售商業中私人還占67%。在私人工商業中,那些不適合國計民生需要的企業業已絕大部分被淘汰,保存下來的大部是於國計民生有益的企業。在工業和商業中,國營比重現已超過私營很多。此外,鐵路全部國營,銀行幾乎全部國營,出進口貿易私人經營者也極少,全國主要商品已由國家控製,生產手段的生產國營已占82.8%。其次,說明我黨今後15年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比重變化的設想。我們估計: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後,工業中的國營經濟的比重將會有更大的增加,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比重則會縮小到20%以下。再過10年,則私人工業會縮到10%以下。私人工業在比重上雖將縮小,但在絕對數上則還會有些發展。到這時,中國工業將有90%以上是國有的,私人工業不到10%,而這些私人工業又大體都要依賴國家供給原料、收購和推銷它們的成品及銀行貸款等,並納入國家計劃之內,而不能獨立經營。到那時,我們就可以將這一部分私人工業不費力地收歸國家經營。在征收資本家的工廠歸國家所有時,我們設想在多數的情形下可以采取勸告資本家把工廠獻給國家,國家保留資本家消費的財產,分配能工作的資本家以工作,保障他們的生活,有特殊的情形者,國家還可付給資本家一部分代價。再次,說明了我黨15年後對資本家采取上述做法可行性的根據:(1)中國在基本上還不是一個資本主義沒有發展起來的國家,中國的資產階級不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很軟弱的,並且富於妥協。(2)由於我們從現在起對資本家采取既允許獲取利潤,同時又發動群眾反對資本家各種違法行為鬥爭的正確方針。(3)由於我們在經濟上、生產上采取了加工訂貨等措施,他們必須依賴國家的原料、收購、成品推銷、銀行貸款等方麵,政治上、組織上還有工人監督,毫無疑問,在將來,資本家更是要依賴國家,工人監督也會更有組織。(4)由於資本家中少數人是有遠見的,看到了社會發展規律,看到了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現在有人積極要求將他們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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