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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經濟經過兩起兩落,特別是林彪、“四人幫”十年“文革”中的大破壞,後果極其嚴重。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全國人口9億多,其中80%是農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別是農民多,這種情況很不容易改變的。這就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必須考慮的特點。這個報告,代表中共中央強調:“中央認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主要內容是討論經濟問題,正式提出“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決定用三年時間進行國民經濟的調整。會議開始,李先念代表黨中央作重要講話。會議印發了鄧小平、陳雲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講話、國家計委調整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說明。李先念講話,首次傳達了中央和國務院經過反複醞釀、慎重考慮之後,作出集中三年時間搞好整個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的重大決策,為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奠定更加穩固的基礎。講話中對當前的經濟形勢和調整的必要性作了詳盡的分析。應該肯定,“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特別是三中全會以來,出現了一個全國各族人民多年渴望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爭取到了一個良好的、曆史上空前未有的國際環境;國民經濟全麵恢複發展的好形勢是過去十多年來所沒有過的,科學、教育、文化、衛生事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李先念提出,“我們的經濟恢複既然取得了很大成績,為什麽還要提出三年調整的問題呢?這主要是因為,林彪、‘四人幫’長期幹擾破壞造成的後果極其嚴重,重大比例嚴重失調,國民經濟瀕於崩潰,這實質上就是一種經濟危機。”李先念還指出:然而,我們對這種嚴重狀況缺乏全麵的、切合實際的分析,也由於矛盾還沒有充分暴露,因此,“我們對順利的一麵看得多了,對問題和困難的一麵看得少了,對經濟發展的要求急了,步子邁得不夠穩。”現在,我們主動地暴露矛盾,正視工作中的缺點,自覺地采取果斷、有力而又審慎、穩妥的措施,下決心搞好整個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這正是有信心的表現,是為了更好地前進。講話還具體地說明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的指導思想、主要任務及其原則措施。李先念指出:“我們一定要從自己國家的實際出發,走出一條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實現現代化的中國式的道路。我們這次提出進行經濟調整,就是要認真貫徹上述的指導思想,實現以下的主要任務:堅決地、逐步地把各方麵嚴重失調的比例關係基本上調整過來,使整個國民經濟真正納入有計劃、按比例健康發展的軌道;積極而穩妥地改革工業管理和經濟管理的體製,充分發揮中央、地方、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繼續整頓好現有企業,建立健全良好的生產秩序和工作秩序;通過調整、改革和整頓,大大提高管理水平和技術水平,更好地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強調貫徹新“八字”方針要執行十二條原則措施: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搞上去,調整好農業和工業的關係;加快輕紡工業的發展,使輕、重工業比例協調起來,使商品供應同國內購買力和對外出口增長相適應;突出地加強煤、電、油、運輸和建築工業的生產建設;堅決縮短基本建設戰線;認真調整工業企業;引進要循序前進;多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擴大出口;對物價作必要的調整;切實解決好勞動力的安排問題;堅決控製人口的增長;做到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改善人民生活;各項計劃相銜接不留缺口。講話中對繼續搞好企業整頓,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提出了明確的要求。李先念指出:“我們在經濟調整中,必須繼續搞好企業整頓。在全國範圍內,在各行各業中,廣泛地、深入地、持久地開展大規模的群眾性的增產節約運動。”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各企業都要根據自己的情況,提出增產節約的奮鬥目標和具體措施,為此,必須抓緊整頓企業工作,首先要整頓好企業的領導班子,然後,著重在提高管理水平上下功夫。講話中闡述了關於改革經濟管理體製的原則和方向。在詳盡揭露了我們現行的經濟管理體製諸多弊病的基礎上,肯定了非進行改革別無它路。對改革的原則和方向提出了四點:(1)在我們的整個國民經濟中,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充分重視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2)擴大企業的自主權,並且把企業經營好壞同職工的物質利益掛起鉤來。(3)按照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原則,明確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權限。(4)精簡行政機構,更好地運用經濟手段來管理經濟。李先念強調指出:“體製改革的確是一件關係國民經濟全局的大事,是一件極其複雜和艱難的工作,我們的態度要積極,但改革的方法步驟一定要穩妥可靠。全盤的重大改革,如果不把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狀況基本上改變過來,生產建設不進一步建立起正常的良好秩序,是難以進行的。”講話最後提出:要統一領導同誌的思想,進一步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決心要大,工作要細,要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定不移地做好這項工作。
與會同誌深入討論了李先念的重要講話和會議印發的文件。思想認識有了很大的提高,一致同意黨中央提出:“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和調整後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是繼上次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一次重要會議。對勝利地實現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將產生重大的作用和深遠的影響。會議在初步總結建國以來特別是1958年以來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堅決清除長期存在的“左”的錯誤影響的基礎上,確定“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這可以說,是在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正確路線指引下,我國經濟建設指導思想的根本轉折。
(三)“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的實施和“六五”計劃的完成
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決策後,接著,6月舉行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討論並通過國務院的《政府工作報告》,決定全國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上來,並且把實行“八字”方針作為重點轉移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第一個戰役。
“八字”方針貫徹的過程,不僅僅是經濟工作撥亂反正的曆程,即我國在經濟發展戰略、經濟管理體製和對外經濟關係的戰略轉變過程;同時,也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指引下,真正從我國國情出發,開創一條發展我國經濟的新路子,這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一,初步貫徹“八字”方針,調整初見成效。
“八字”方針提出後,1979、1980年間黨中央和國務院采取一係列重要政策措施,推進國民經濟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工作。
農村率先體製改革,農業生產迅速發展,農業與工業的比例關係得到調整。
為了盡快地發展農業,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決定》指出:“擺在我們麵前的首要任務,就是集中精力使目前還很落後的農業盡快得到迅速發展,因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的高速度發展是保證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方針。”為了加快農業的發展,必須統一全黨對農業問題的認識,加強黨和國家對農業的領導,關心農民的物質利益,保證農民的民主權利,切實加強國家對農業的物質和技術裝備的支援。這兩個文件規定一係列調動和保護農民生產積極性的重要政策措施:要切實保護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任意侵犯和剝奪;要認真執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可以在生產隊統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組,聯係產量計算勞動報酬,實行超產獎勵,在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的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可以包產到戶;社員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業和農村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附屬和補充,不能當做資本主義尾巴去批判等等。這些規定,有利於推動農村已經出現的改革試驗。
率先開始農村體製改革的地區,有安徽、四川、雲南、廣東四省。他們在認真糾正農村工作“左”的錯誤的基礎上,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有領導地大力試行生產責任製,廣泛調整農業政策,農村麵貌迅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農業生產獲得了曆史上最高水平,農民生產積極性大大調動起來,農民貧困麵貌大有改觀。.在安徽、山東、河南等省一些長期“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三靠”社隊,實行“包產到戶”和“包幹到戶”一年,就改變了吃糧靠返銷的局麵,有的有不僅不再靠救濟,而且有了償還貸款的能力。
隨著撥亂反正的深入,落實中央兩個農業文件,有效地調動了廣大農民和農村幹部的積極性,他們從本地實際出發,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建立了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製。黨中央重視農村經濟體製改革的新情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了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問題,並寫出了討論紀要。同月27日,中共中央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幾個問題》。中央為此寫了通知,要求及時組織傳達討論,統一認識,做好工作。文件明確指出:“在那些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的地區”,“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幹到戶”。還指出:在我國當前的具體條件下實行包產到戶,是依存於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沒有什麽複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因而並不可怕。這一正確論斷,打碎了20多年來強套在“包產到戶”頭上的枷鎖,受到農民的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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