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農業合作化的迅速推進，到1956年初，我國經濟建設中已出現冒進傾向。雖然經過主持經濟工作領導人的艱苦努力，這種傾向初步得到遏製，但急於求成的思想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圍繞對1956年經濟工作的估計和1957年經濟計劃的製定，中共高層領導產生了不同看法。在1956年11月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提出1957年的計劃應該實行“保證重點，適當收縮”的方針，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讚同。正是根據“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精神製定的1957年計劃，才保證了1957年成為建國以來經濟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八大以後，中央和地方還對農業集體經濟的內部關係進行了調整。從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浙江、安徽、四川等地出現了包產到戶等形式的試驗。這是朝著實行生產責任製方向的創造性嚐試。此外，中共中央還嚐試改進工業、商業、財政管理體製，準備適當向地方和企業下放管理權力。
總之，在中共八大以後，黨沿著正確的方向繼續探索，不斷調整經濟計劃和調整經濟關係，這實質上都涉及關於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的提出和全黨整風
自蘇共二十大以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了一些挫折，特別是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動蕩不安的局麵，相繼發生一係列流血事件。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則乘機掀起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浪潮。與此同時，我國國內在1956年秋冬，在農村、工廠、學校都出現了一些農民退社、工人罷工和學生罷課的情況，一些社會矛盾逐步突出起來。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新時期新階段的各種矛盾，就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著重思考的重大課題。
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充滿著矛盾，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可以通過社會主義製度本身的自我調整和完善，不斷地得到解決。他還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兩類性質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強製的、專政的方法去解決，後者隻能用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即“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決不能用解決敵我矛盾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
毛澤東這篇講話及隨後他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在黨內和廣大幹部、知識分子中進行傳達、學習和討論，實際上為全黨整風作了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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