斤。
此外，“大躍進”還在建設上追求大規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黨全民“大辦”、“特辦”的口號，例如，全黨全民大煉鋼鐵，大辦鐵路，大辦萬頭豬場，大辦萬雞山。在這樣的目標和口號下，基本建設投資急劇膨脹，從1958到1960年的三年“大躍進”時期，國家基建投資總額高達1006億元，比“一五”計劃時期基本建設總投資幾乎高出一倍。積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間平均每年積累率高達39.1％。由於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必然導致瞎指揮盛行，浮誇風泛濫，廣大群眾生活遇到了嚴重的困難。
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壓低1959年的工農業生產指標。但1959年廬山會議錯誤地批判所謂彭德懷右傾反黨集團，及隨後全黨展開“反右傾”鬥爭，使糾正錯誤的努力中斷，而黨內“左”傾錯誤更加發展。1960年提出要長期保持大躍進，繼續要求工農業生產達到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對1959年上半年壓縮指標進行不公正的指責，一味強調反對右傾，要把幹勁鼓足。在各地糧食告急的情況下，還不斷追加基建投資、追加基建項目，鋼年產量指標一噸也不能少。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又再度全麵地泛濫起來。從1958年“大躍進”開始的三年“左”傾冒進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的大失調，並造成嚴重的經濟困難，使得中共中央被迫開始了長達五年時間的國民經濟調整工作。
1956年，隨著對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個發展階段，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究竟應該怎樣進行？這是黨麵臨的全新課題。中國革命的道路不能照搬外國，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同樣也不能照搬外國。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究竟該怎樣走？形勢需要中國共產黨人做出重大的抉擇。
以中共八大為標誌，中共在有著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從理論到實踐都作出了積極的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形成了一係列的正確認識和方針，使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獲得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可惜的是，由於我們黨對於迅速到來的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模的建設事業還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研究，因實踐經驗和認識的不足而使指導思想發生了“左”的偏差，許多正確的意見和原則沒能全麵貫徹，一以貫之。使得黨在階級鬥爭和建設速度兩大問題上一度發生嚴重失誤。這兩方麵又相互影響，使探索過程出現嚴重曲折。直到十一屆三中全以後，黨才全麵而正確地恢複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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