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而建立起城市生產資料的公有製。進而由政府作為投資的唯一主體，甚至管理國營企業，大大擴展了政府的行為邊界，排除了市場機製，同時，也使得企業喪失了應有的權利和活力。
推行趕超戰略的製度安排與政策環境
為了保證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的實施，國家采取了一係列的製度安排，以計劃手段配置資源，並構建起與該發展戰略相匹配的宏觀政策環境。由於特殊的時代環境和中國現實的國情，中國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隻能從國家內部加以解決。除了農業“剪刀差”以外，還有就是工業企業的利潤。因此，國家除了徹底排除市場機製，采取扭曲生產要素的製度安排，進而構建起服務於趕超戰略的宏觀政策環境外，還采取統收統支，剝奪企業自主權，最後建立起將企業剩餘全部集中到國家手裏的微觀機製。
正是在上述製度安排和體製背景下，中共領袖開始探討由社會主義工業化向社會主義現代化轉變的問題。盡管早在1956年，第一代中共領導集體就提出“以蘇為戒”的號召，試圖努力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發展道路，但正如後來曆史發展所證明的那樣，由於正是在堅持傳統社會主義認識的基本特征下來探討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的問題，所以，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始終沒有突破傳統意義上的蘇聯模式。
二、“四個現代化”的探索與推進
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關於現代化理論的探索，是伴隨著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探索而逐步深入的。盡管囿於主客觀條件未能突破原有的計劃經濟模式，但它卻為後來的改革開放提供了直接的思想理論來源。
現代化思想的萌芽
早在1954年6月14日，毛澤東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講話中提出：“我們是一個六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9月，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開幕詞中提出：“我們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人民，爭取一切國際朋友的支援，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也是在這次人大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國的經濟原來是很落後的。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後和貧困，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10月18日，毛澤東在國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第一次把工業、農業、文化、軍事並提。他說：“我們現在工業、農業、文化、軍事還都不行，帝國主義估量你隻有那麽一點東西，就來欺負我們。”這是四個現代化提法最初的雛形。
在“以蘇為戒”思想的指引下，自中共獨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以來，特別是中共八大前後，中共領袖多次提及現代化的思想和概念。但總體來說，在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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