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辦公共食堂。湖北當陽跑馬鄉黨委書記在群眾大會上宣布，從明天起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我的就是你的了，你的就是我的了。至於老婆是否還是自己的，要等請示了上級再說。各地一擁而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各地迅速興起。到1958年9月，鋼產量還沒有達到預定指標。全國各地總動員，大煉鋼鐵。砍伐森林，土法煉鋼，當年完成鋼產量1070萬噸。但為了保證煤、鐵礦等原料的運輸，其他行業的生產和銷售被人為壓縮。農村最精壯的勞動力被抽去煉鋼，一些地方的棉花、糧食等作物爛在地裏，造成豐產反而減收。城市人口的增加導致國家糧食征購量加大，一些地方大搞高估產和浮誇，國家征購之後農民口糧嚴重不足，一些地方因缺糧出現了不正常死亡的問題。盡管這中間黨中央也曾對“左”的做法進行糾正，廬山會議的最初議題就是糾“左”，出於種種原因，“左”的做法並沒有得到徹底糾正。
1960年6月，毛澤東在中央擴大會議上作了《十年總結》，他提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要盡可能盲目性少一點，主動性多一點。他明確指出，我黨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還有很大的盲目性，是一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要進行調查研究。1961年，經曆了三年“自然災害”之後，毛澤東提出1961年是調查研究年，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等中央領導人分散到全國各地進行調查。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黨中央及時進行國民經濟的調整。9月30日，黨中央批準了《關於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製數字的報告》，提出要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項生產、建設事業在發展中得到調整、鞏固、充實和提高。之後，黨中央提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堅決反對一平二調的錯誤，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業。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響亮提出，過去幾年所犯錯誤的根本原因不在於天災，而在於人禍，國民經濟出現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經過七千人大會、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黨中央全麵致力於經濟的調整，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大力精簡城市人口，壓縮基本建設規模，支援農業建設，對糖果、糕點、手表、自行車等商品實行高價政策，促進了貨幣回籠。黨中央在政治、科技、文化等領域也進行了調整，經濟形勢迅速好轉。
在調整的過程中，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又出現了新的波折。由於中蘇論戰的激化，黨內對形勢的意見分歧又發展起來。1962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和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批評了將問題看得比較嚴重的“黑暗風”、主張包產到戶的“單幹風”和“翻案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到1964年，全國一些地方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左”的錯誤進一步發展起來。直至演變為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陷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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