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可信性。（參見顧頡剛：《古史辨》，北平，樸社出版，1926。）然而，全然以文字記載為依據考察曆史，也失之武斷，如果那樣的話，中國的曆史就隻能從甲骨文算起（殷商），這顯然難以讓人信服。因為甲骨文已經是很成熟的文字了，我們不能說還沒有發現比較成形的早期文字，就認為甲骨文以及相應的殷商史都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實際上，從考古發現來看，黃河和長江流域的文明遠不止五千年，那裏發現了許多距今超過五千年的有著宮殿陳跡的城垣遺址，以及大量的石、玉、青銅出土文物。雖然缺乏文字依據，我們還不能將這些考古發現與傳統的炎黃傳說完全對應起來，但過去的文明畢竟存在。況且，從世界各民族的史前史看，很多民族都存在過一個早期的曆史與神話傳說混合的時代，載於《舊約》的希伯來民族的傳說和載於《荷馬史詩》的古希臘傳說，經後來的考古證實，都有一定的可信性。中國古史傳說與神話糾纏不清，也是古史特性使然。到今天為止，古史傳說形成的過程尚不清楚，古史辨派所謂越古的傳說形成年代越近，隻是就我們現在所能確證的古籍而言，再近也都是先秦的事了，而先秦的很多古籍，在古史辨派盛行的時代，還基本上處於混沌不清的狀態，隻是在今天陸續的考古發現中才露出了端倪。（參見李零：《郭店竹簡校讀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所以，我們製度史的開端將追溯到殷商以前。
2．從“國”字談起
“園”字，開始作“或”，意為荷戈守衛著土地人口，實際上是指有著固定居住人口的城邦，在古代，沒有城垣就談不上國。事實上，在中國的黃河和長江流域，的確發現過一批距今5000年到4200年左右的由夯土或者石頭壘成的城邑遺址，規模從數千到上百萬平方米不等。如章丘城子崖、壽光邊線王、鄒平丁公村、臨淄旺村、陽穀景陽岡、登封王城崗、輝縣孟莊、郾城郝家台、淮陽平糧台、安陽後崗、天門石家河、江陵陰湘、石首走馬嶺、澧縣城頭山等。城邑遺址有大有小，說明當時城邑國家有規模差異，某些小的城邑可能依附於大的城邑。（參見李學勤主編：《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第一篇，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而中國古代典籍中，也有“黃帝始立城邑以居”（《淮南子?原道》）的說法。也就是說，我們早期的國家也是城邦製的。對於我們先民這樣的農耕民族來說，在比較合適農耕的、有著較大麵積平原的黃河與長江流域，很容易發展起大規模的聚落，這種以血緣氏族為紐帶形成的聚落，對提高農業和附帶的手工業與畜牧業的生產，無疑具有莫大的好處。聚落的發展，往往會形成以一個中心聚落為核心的聚落群，或者是一個氏族的擴展，或者是諸氏族的聯盟。本來就具有寨溝等防禦設施的聚落，再發展下去，就形成了高牆深溝的城邑。
2．中國國家起源的脈絡
在這裏，國家的起源實際上有三條交互並行的脈絡；一是隨著部落的發展，使得氏族成員內部產生分化，某些強武和掌握巫術的氏族或者氏族首領逐漸占據了聚落的權力中心，而生產的發展，又使得這些人擁有更多的剩餘財產，形成貧富分化。二是隨著社會製度的進化，氏族製逐漸瓦解，被宗族製取代，軍事與宗教貴族開始形成，富裕和握有權力的家族開始將權力世襲化，依權勢的大小形成權力金字塔的雛形。三是頻繁自衛和擴張戰爭的需要，拉動了動員和從事戰爭的機製的建設。作為農業部族，必須強化自身的防禦體係才能確保不受其他部族，尤其是遊牧部族的侵襲，而自身的不斷擴張，才是抵禦更大規模入侵的保障，在這裏，戰爭的動員和組織力往往是決定一切的。戰事越是頻繁，那些軍事貴族和宗教貴族的地位就越是突出。國家的產生，階級分化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前因，但絕非唯一的因素，國家也絕對不僅僅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對於城邦國家的低階層的民眾而言，國家機器固然壓迫他們，但也起到了保護他們的作用，他們對於國家歸順和臣服的意向，顯然比叛逆之心要大得多，因為在那個時代，脫離了城邦保護的家族和宗族都是無法生存的。
傳說中的羿的故事，是很典型的軍事貴族傳說。羿善射，他殺死了七種危害人的巨獸和蟒蛇，得到了人民擁戴。人們還傳說他射掉了使大地久旱的九個太陽，使生活恢複了正常。這實際上是說軍事貴族通過武力得到了部落的權力，又運用這些權力，領導人們抗旱，使農業生產得到了恢複。
三條線發展的結果，必然導致兩大流域城邦國家聯盟的出現，古代典籍中記載的黃帝對炎帝的吞並，黃帝之征服蚩尤，顓頊之征伐共工，堯、舜、禹征有苗等富有神話色彩的戰爭故事，實際上就是華夏、東夷和苗蠻等三大城邦聯盟間的戰爭，最後是華夏族的聯盟取得了勝利，從而為“家天下”的王朝的產生奠定了基礎。大的城邦聯盟，尤其是支配兩大流域的統一聯盟出現後，處於主導地位的階層和機構的穩定無疑是生死攸關的，對於從事農耕的人們而言，穩定的需要也是第一位的，所以首領與其在幾個權貴家族中流轉，不如歸於一個更強大的家族。從權力傳承的角度講，血緣承襲往往更穩定，而以選賢名目進行的禪讓，實際上也許意味著諸強族大宗之間更為血腥的爭鬥。另外，戰爭的發展，越來越需要指揮決策權的絕對統一，在軍事和宗教貴族基本上能滿足動員和指揮的需要後，原來氏族聯盟時代行之有效的軍事民主製就愈發顯得沒有存在的必要了，這樣，統一的“王”就出現了。現在的研究表明，“王”宇後來所謂通貫天地人三才的意義，實際上是後人加上去的，事實上最初的“王”字源於斧鉞的形象。（參見李學勤主編：《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242頁。）所以，雖然夏王朝的具體年限現在還有爭議，但中國在距今4000年左右出現一家一姓主導的城邦聯盟，應該是曆史的必然，製度的發展內在地要求建立王朝體製。
傳說中黃帝與蚩尤之間的戰爭，相持不下，後來黃帝得到了用野牛皮製成的大鼓，用雷神骨頭做成鼓槌，還得到用昆吾山上的銅煉成的兵器，又從九天玄女處得到了兵法，所以才能取得勝利。這裏，大鼓代表軍事貴族的組織力，兵法體現了軍事貴族的戰爭技術，而兵器上優越，則是戰爭工具上的優勢，隻有最強悍的軍事首領，才會擁有最鋒利的武器。擁有組織力、戰爭技術、超人膂力和鋒利兵器的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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