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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民主德國也隨著兩德統一而永遠消失。這真是一個巨大的曆史反差、巨大的曆史戲謔。
對此，博士相當莊重地指出，還是應該從內部分析我們失敗的原因。他完全不能同意失敗的“外因”說。他告訴我，1989年後，不斷有人說，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鬥爭中，是戈爾巴喬夫把我們出賣了。他說，我不能同意這個說法。德國的問題的確比較特殊。戰後，我們德國被分裂成兩個國家。東西德是同一個民族，有著同一種文化。兩者之間，怎能不互相比較呢？記得我小的時候，東部和西部的經濟聯係還比較多，親戚朋友常會來往。從西邊來的親戚朋友總是說，他們有了新房子，又有了新汽車，有很多新東西。那時，我們這邊的老年人和孩子，是可以隨便到西部的。當時東西之間經濟發展差距不是特別大。但到後來，經濟差距越拉越大了。西部的工資購買力比我們高多了。除生活水準外，更重要的是在民主和自由的實施方麵，在人民言論的自由度以及大眾傳媒方麵，東西方出現了很大差別。西部的人可以自由旅行，我們卻不可以。西部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比如醫生、工程師等，收入要比東部高很多。1961年以前，人民通過比較，知道了差距的存在。作為歐洲人，大家首先注重生活水平，然後是言論自由的尺度。結果很多人跑掉了。在民主德國時期，很多人的電話是被監聽的。人民當然厭惡這種做法。人們不能隨便評論國家大事。特別是對黨和政府，有不同意見，不能說出來。加之西方輿論不斷批評民主德國的政治製度，他們利用每一個機會，對民主德國的負麵問題進行揭露和抨擊。他們的宣傳非常具有煽動性。而我們黨的政策，到後來越加多變。很簡單的一條，西部的人用他們的西馬克到東部買東西。西馬克比東馬克值錢得多，這讓老百姓感覺到了差距。最後人民覺得，共產黨不是為人民謀利益的。
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大量東德老百姓出走現象為由頭，我和艾廷格爾博士討論起關於柏林牆的是與非問題。博士說，柏林牆到底是誰提出建立，是烏布利希還是赫魯曉夫？到現在還難斷定。但博士肯定，烏布利希當然是有這個想法的。他說，現在有人評論，如果當初不建牆，而是加強警衛措施，也可以阻止大量東德人逃往西方，從而免除後來那樣多的政治麻煩。博士認為，這種說法並不科學。姑且不論加強警衛措施的有效性如何，作為社會主義的整體利益，建牆是華沙條約組織的共同需要。這是因為，建牆實質上關係到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鬥爭，或者說，是東西方冷戰的結果，它其實並不是民主德國一國的利益考慮。博士說，1961年時，我還在讀大學。我知道，大學生中甚至在黨內，對建牆是有議論有看法的。不過，我們應當尊重曆史，也就是說，必須承認在柏林牆建立起來的四五年間，民主德國形成了一個各個方麵的穩定發展期。東部的工農業發展很穩定，國內政治也很穩定。從今天的觀點看，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當時沒有抓住這個有利時機，更快地發展自己，以便同西部競爭。當時統一社會黨的領導人認為，建了牆以後比較方便，可以在牆的後邊做自己的事，因為外來的影響被大大消除了。
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總書記烏布利希曾有過一些新的想法，就是社會主義不能按一種模式搞，應該有一些新的體製。那時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曾出現過一些改革的東西。比如柯西金在六十年代就提出，不能老是按舊辦法辦事，要有新的東西。在東德，我們也曾開始了一些改革，主要是講求利用市場的力量。那時中國的孫冶方，蘇聯的利別爾曼，都希望對原有的體製進行一些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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