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與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3/6)

”即馬歇爾計劃。它將大量資金和物資注入到西歐，當然也包括西部德國。二是蘇聯要求的100億美元戰爭賠款，因西方盟國的抵製，絕大部分隻能從東部德國獲取。蘇軍在東部占領區拆運大量機器設備運回蘇聯，使原本已經百孔千瘡的東部生產設施，遭到更大的損害。位於德累斯頓的德國著名照相機蔡斯?依康工廠，也是在這時作為賠償而被運到蘇聯的。

在民主德國成立之前，德共和蘇聯軍事管製當局曾努力尋找措施，以穩定東部德國人民的生活供應。例如1947年10月9日由蘇聯軍事管製委員會發布的234號命令，就采用了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做法，對工作在生產第一線如冶金、機械、煤炭和電力部門的工人，實行保障性的食品供應。民主德國成立後，政府繼續千方百計地擴大供給，解決民生問題。如提供低價配給的生活必需品，並同時設立高價非配給商店，以擴大供應，回籠貨幣，打擊黑市。一度，西部德國人大量跑到東部，在非配給商店購買物品，再回到西部倒賣。

經過努力，民主德國人民議會於1958年5月宣布取消生活必需品的配給製；7月，德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社會進步計劃，名為“主要經濟任務”（MAINECONOMICTASK），宣布到1961至1962年在人均食品和最重要的工業消費品方麵超過西德。

事實上，“主要經濟任務”的提出，也反映了正在出現、並不斷擴大的東西德國之間的生活差距。在西方強大的經濟援助支持下，西德通過貨幣改革，社會生產和生活都很快得到改善。從1949年到1952年，西德工業生產指數從83增長到146（以1936年為100）。1952年，西德首次贏得外貿順差，同時，社會失業率也下降了三分之一。在社會消費品方麵，西德早於1950年就宣布取消了配給製。在生活必需品如肉、蛋、奶、黃油、奶酪、蔬菜等供應方麵，完全取消了限製。同時，代表社會生活水準的耐用消費品如電視、冰箱、電烤爐、自行車、摩托車、小汽車等，也普遍進入家庭生活。此外，西部德國的人均住房條件也遠遠超過了東部。五十年代中期，西德開始有了自選商店。人們的購物方式從而發生了質的改變。

無疑，在這片不足36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實行“兩國兩製”的共居（德國領土麵積比我國雲南省小近4萬平方公裏），要使“兩製”間的人們不存在緊密聯係和相互影響，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西部的生活狀況通過報紙、無線電廣播、電視甚至走親戚等渠道，為東部民眾所知悉。當年的孩子們如今還可以回憶起，他們經常看到西部來的親戚們拿出誘人食欲的食品，聽他們說家裏又添置了什麽新“玩意”。在孩子的眼裏，西部的玩具都是先進和色彩鮮豔的。

毋庸諱言，東部的生活水平要相差很多。1958年以前，民主德國不僅生活必需品要靠配給，而且在很長時間內，人民所需的鞋、紡織品和基本服裝的供應也存在困難。而電冰箱、洗衣機、電視機、吸塵器、摩托車和汽車這些耐用消費品，則遠未普及。1958年以後，人們生活因取消配給而得到很大改善，但標誌社會生活富足的耐用消費品仍然供應不足。例如居民購買電視，仍要經過很多層次的批準和長時間的等待。有時，這些消費品的質量也不穩定。比如當時有人抱怨，從商店買的奶酪吃起來像肥皂。

應該承認，在五十年代或者更早些的時候，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理念是根本不同的。比如SED以“隻有生產好，才能生活好”作為社會動員的口號，而西部德國卻對社會發誓：“隻有生活好，才能生產好”。兩個口號表露出的動機和理念，正好針鋒相對。同東方落後國家不同，德國在兩次大戰之間，已經高度發展了資本主義並造就了與之想對應的社會生活方式。上世紀30年代，西方盛行“福特主義”。所謂“福特主義”，即通過標準化產品的低成本和高工資，來實現社會化的大生產和社會的高消費。其原理是，標準化生產使單一產品成本最小化；而高工資則維持了社會的高需求。這種源自美國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三十年代也對德國產生重大影響。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社會主義者和工人組織曾派人到美國了解“福特主義”的生產生活方式。這些到過美國的人，為資本主義企業中的先進裝配線所打動，同時，他們也對美國工人的高消費留下深刻印象。作為一種帶有導向性的現代工業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福特主義”在德國工人或其他勞動階級中形成了某種固定的社會生活標準，是無可質疑的。

“勒緊褲腰帶”與增加工業生產，或曰國民經濟中消費品積累和基本建設積累之間的矛盾，在五六十年代曾經困惑過包括中國在內的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隻是各個國家的人民由於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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