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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開始工作、著手複印資料時,才了解到胡佛研究所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檔案管理人員看到我們擺出大量複印的樣子,立即前來製止。我們被告知,必須寫一份自己的研究計劃,說明利用檔案的目的,然後方可印製。但按規定,一個來查閱檔案的學者,一年內複印量不能超過100頁。這就是說,我們在有限的幾天停留中,可能根本印不到材料。經過“艱難”交涉,我們終於弄明白了胡佛研究所特藏部的性質。原來,大部分私人檔案名義上捐獻給胡佛所,但胡佛所對這些捐贈並沒有所有權。其性質是代為保存。這樣,如果一個研究者大量複製文獻,就可能引起版權麻煩,文獻捐獻者會堅決反對。因此,胡佛所把維護捐獻者利益放在首位。對胡佛所說來,這似乎是個悖論:既然保存材料又開放供人利用,卻又要對利用者加以限製,這不是兩麵不討好嗎?但仔細琢磨,其中奧秘有相當的道理。原來,胡佛所正是通過這種對文獻捐獻者利益的維護,來確立自己的信譽,使更多的文獻捐獻者放心地把文獻提供出來。而越多的文獻捐獻者將重要文獻捐獻給胡佛所,胡佛所就越能構成自己卓著的收藏、利用風格。胡佛所私人文獻之所以越藏越多,正是這種機製在起作用。這給我們兩點啟示:首先,中國民間和私人手裏也握有大量政治曆史資料,而我們沒有像胡佛所這樣的機構來收藏保存它們,以致很多重要檔案流落到潘家園之類的舊書市場。其次,設立有信譽而又非國家專門檔案機構的文獻收藏部門非常有必要。因為,大多數私人文獻不可能依程序進入國家檔案館,而無信譽非權威的收藏部門,捐獻者又不會放心提供。於是,隻好讓大量重要史料“失傳”、湮沒於“廢紙”中。當然,這扯得有點遠了。經過努力,我們算是“疏通”關節,在幾天之內,複印了所有我們需要的材料。以下分別加以介紹之。
關於戰時的國際援助問題。從1937年到日本投降,美國給予中國的經濟援助共六次,總計價值6.7億美元,它們分別是1938年12月15日的桐油借款,計2500萬美元;1940年3月7日滇錫借款,計2000萬美元;1940年9月25日鎢砂借款,計2500萬美元;12月1日信用借款,計1億美元;1942年2月7日貸款,計5億美元。這六筆貸款中,宋子文是後四筆借款和貸款的主要談判人和協調人。目前學術界對這六筆借款的特點和在中國運用情況研究得比較充分,但是對於這些筆借款和貸款形成的來龍去脈,特別中美雙方的談判情況、借款和貸款的條件以及由此產生的國際影響,均缺乏完整描述和係統研究。我們這次查閱宋子文檔案,收集了42份有關上述借款和貸款的資料和文獻。這些檔案中有中美雙方的往來電報、宋子文與美國各有關部門負責人的談話報告、借款和貸款的詳盡清單、國際社會對美國上述活動的反映等等都有詳細記錄。引起我們注意的是,1940年中國政府爭取美國將援助法國的戰備物資轉供中國以及爭取加拿大政府軍事物資援助的檔案資料。檔案顯示,1940年6月法國被德國占領後不到一個月,中國政府就向美國政府提出將原來援助法國的各類物資轉給中國使用。為此,宋子文在美國遊走各方之間,與美國各有關部門負責人反複磋商和協調,結果部分實現了轉供中國的目的。此外,1943年加拿大政府通過援助盟軍法案後,中國政府曾經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一筆巨額軍事物資援助,但是“美軍部秘密提出抗議,謂該項軍火未得史迪威同意不能通過”。為了爭取獲得這項援助,宋子文多次秘密會晤加拿大總理及美國有關部門負責人,陳說援助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並通過各種手段,排除美國政府的顧慮和擔心,最終也部分實現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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