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確提出“一邊倒”方針(3/6)

，就是在革命勝利後，希望很快得到外國的承認，把一切舊的外交條約全部繼承下來，因而沒有改變國家關係的性質，沒有改變中國的半殖民地的地位，沒有擺脫帝國主義的控製，新中國外交必須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情況。為此，毛澤東在1949年3月舉行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就明確地指出：關於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於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後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於去解決。我們是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隻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由此可見，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和稱霸世界的全球戰略，迫使即將成立的新中國采取“另起爐灶”的外交方針，把舊的屈辱的外交關係割斷，在新的基礎上同各國建立外交關係，不同不平等的舊的外交傳統發生任何聯係，把一切駐在舊中國的各國外交官員都當作普通僑民看待，不承認他們的外交官資格。當然，“另起爐灶”也是具體曆史進程發展的必然結果。當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也曾花費了巨大精力同美國進行交涉。

馬歇爾看到他在中國調停失敗的命運已定，就開始尋求脫身之計，向美國總統杜魯門推薦美國駐華軍隊總司令魏德邁出任美國駐華大使。杜魯門也完全讚成。但是，馬歇爾又聽取另一種意見，認為魏德邁辦事僵硬，在外交手腕方麵缺乏靈活性，於是他便把目光轉向他的另一個重要助手司徒雷登。

馬歇爾認為麵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勝利進軍，美國需要在政治上有能夠被更多方麵接受的人物，來調停複雜的中國各方麵關係。按照這樣一種設想，司徒雷登就是比較合適的人選了。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於中國杭州，在美國度過了青年時代，1904年結婚後即來中國傳教，1908年應聘中國金陵神學院新約希臘文教授，1919年為燕京大學校長，1929年轉任校務長。日本侵華期間曾坐過日本侵略者的監獄，在這一點上頗得中國人的好感。在重慶談判期間與毛澤東、周恩來都曾有過交往。他的一些學生在中共黨政機關身居要職，這使他有與共產黨打交道的特殊資本。

司徒雷登自己也頗為自負地對馬歇爾說：“中國人知道，我愛他們的國家，關心他們的國計民生。在不受任何限製的情況下，對實行廣泛的合作與和平解決他們的內部衝突這一點，我所采取的開明態度和所抱的信念，他們也是了解的，我由此也就取得了他們的極大信任。”

馬歇爾認為這是其他美國人沒有的條件，因而便向杜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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