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論調嗤之以鼻。
他稱美國的政黨之爭為‘史上最可樂的滑稽劇，甚至比紐約劇場裏演的還好些’，在《紐約外史》中影射紐約市長和美國總統托馬斯·傑斐遜，並引用當年荷蘭殖民者屠殺印第安人的史實暗指傑斐遜發起的西進運動壓根就不像是他口中說的那麽進步，美國人帶到西部去的可不是什麽文明開化，而是戰爭、剝削、疾病和屠殺。
不止如此，他還經常陰陽怪氣美國的建國原始股——那群被英國流放到北美清教徒。
在歐文的筆下，居住在新英格蘭地區的清教徒們通通是一群憤世嫉俗者和迫害狂，早年這幫清教徒致力於殺戮異端、焚燒女巫，而他們的後裔不僅很好的保留了這一破壞傳統，而且還靠著人數優勢變本加厲的以宗教自由之名在當地繼續推行宗教迫害政策。
可以說，美國建國以來的三大敏感問題，獨立革命、清教徒和印第安人都讓歐文摸了個遍。
如果歐文隻是諷刺這些，他顯然還不至於被抬到如今的地位。
畢竟不列顛雖然瞧北美殖民地的叛民不舒服，但是辱罵法國人顯然比辱罵那幫沒文化的鄉巴佬更帶勁。
1815年，因為屢屢觸碰美國人敏感帶，所以不得不天天在報紙雜誌上和反對者們打嘴仗的歐文先生終於厭倦了這種鍵政生活，他本著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的宗旨果斷潤到了不列顛散心。
而來到英國之後，他的心情明顯也平靜了許多。
按他自己的話說，與大多數人不同，他的品味向來是‘喜舊厭新’。在倫敦，他終於能夠遠離美國這個缺乏曆史傳承的國家，遠離紐約粗鄙的汙濁空氣，投身於對歐洲古老藝術的研究當中。
相較於柯爾特最痛恨的那種兩麵派美國文人，歐文最大的優點便在於他這個人言行合一。
自從十五年前移居歐洲以來，歐文便進入了作品的高產期，他熱衷於描寫民間鄉村的古老風俗，試圖借助這些傳統文化窺見昔日的風景。
而歌頌田園牧歌生活、哀悼那些消失在工業化時代的鄉村風景自然也引起了抱有同樣思想的不列顛詩壇主流以及教士們的共鳴。
有了這些人做後盾，歐文在不列顛乃至於整個歐洲的名氣自然也是如同亞瑟手裏的股票一般飛速上漲。
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當那些昔日大罵歐文的美國人發現這家夥居然在老歐洲有了這麽大的名氣後，居然立馬開始自適應陣營，搖身一變成了歐文的堅定支持者。
歐文的身份自然也就從惡意詆毀美國革命的賣國叛徒、篡改事實不懷好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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