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不甘：“就算沒有交稅，世子也無權放水淹地吧，你此行是為了賑災，可不是為了征稅。”
一片附和之聲。
“好，如此說來，諸位是明白這些良田從未上稅。”虞渢略一挑眉：“依大隆律令，私置田地，有兩條規限不能觸及，否則即使有文書為憑，也不受律令承認，其中一條，若無戶部免征賦稅之令，五年不賦，則地收回國有。”
不待諸人發表意見，虞渢又沉聲而言：“更有一條，若為邊防重鎮之屯田、養民置居之均田或者州郡防洪之灘塗，無論官民皆不可私自買賣，諸位手中文契，可曾注明那些良田本身，原為灘塗行洪之用？”
關於土地田原之性質作用，文契上必有明示，若無天子行印頒詔，六部皆無權擅自更改，即使有人利欲熏心，也不敢私改土質地用，而之所以郫南瀉洪之地被勳貴世家公然“瓜分”，起因基於兩點。
其一，當年東明國滅之際，大隆建國之初，內憂外患不斷，政務尚不周備，漏洞實多，便有那些貪利者，看中了這行洪無主之地，說服金、秦二相，暗箱操作，而當年金、秦兩黨在高祖“平衡”“撮合”之下，矛盾尚不如眼下激化，便一拍即合，竟將瀉洪之地買賣瓜分，因皇室多重養民之均田與邊防之屯田，於這兩類監管嚴格，卻不甚重視灘塗之地，故而，才讓這些權貴有了可乘之機。
其二，建國之初，朝中官員升擢貶斥廣泛，再兼東明末年國政原本幾近癱瘓，尤其工部水利如同虛設，缺乏水利人才，朝臣僅憑州誌記載，觀並州沿岸百年無水患之憂，隻以為那行洪之地也如虛設，就算耕為良田，也無關緊要，更加放心大膽，而地方百姓，更不知何為行洪用地，橫豎不是自家田地，自然不會在意歸屬何家，偏偏建國以來，華北地區又從無洪澇之險，這事演變到後來，就成了那些占地權貴心照不宣的秘密。
官府之所以還出示份文契，無非是防備權貴們相互爭地，以致糾紛鬧事。
可是隨著大隆朝政建全，工部水利官員自然察覺到行洪之地以為他用，奈何瓜分占地者勢大權深，又經威脅利誘，便都坐臘，裝作不察。
這些水利官員卻到底還是心懷忐忑，應當將行洪之地關健作用告知了金、秦二相。
可已經消化在腹中的肥肉，有誰願意再吐出來？
故而，並州流域諸縣縣令得了“警告叮囑”，對河務堤防之事尤其盡心，防的就是一旦水患，天家追究原因。
隻原本處於險灘之處，行洪用地又被高築堤坊，風調雨順時無虞，一旦多發暴雨，便難免洪澇絕堤。
不過是遲早而已。
但朝中有金、秦二相掩示，水利官員裝慒，若非虞渢經曆了一回，早懷孤疑，隻怕也難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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