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不斷運作給人民帶來的反而是害處，勞命傷財。
國王的意誌就是聖旨，要想盡一切辦法完成解決。
民主製度是反過來的，執政黨想幹一件工程，在野黨就拚命詆毀當他們幹不下去，摩西計劃討論了二三十年才動工，威尼斯照樣年年被水淹，反正政客們在羅馬，淹水淹不到他們。
如果說神學是討論針尖上可以站多少個天使，他們則是為了針尖大的問題爭吵不休，該幹的事一樣沒幹，反倒是為了錢的問題吵個沒完。
君權想到的是男性，民主就像是菜市場裏討價還價的女人，如果不是溫斯頓丘吉爾和羅斯福，天知道英美什麽時候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等政客們吵完了，**已經占領歐洲了。
君權需要絕對權威，教會則負責馴養羔羊一樣的子民，讓他們聽從國王的話，國王給教會各種各樣的特權，同時路易十四、十五這樣的皇帝通過奢侈來建立自己的威信，其他國家做不到法國國王那麽奢華，他們學習法國的生活方式，巴黎就成了文明的中心了。
隻是貴族的這種生活是建立在千千萬萬法國普通平民營養不良基礎上的。
平民饑腸轆轆，貴族和教會還在大擺宴席，饑餓的人是憤怒的人，憤怒的人是沒有理智的，覆巢之下沒有完卵，陷入那種亂局中不論是貴婦人還是鄉下女人，乃至皇帝和農夫都要麵對一個問題：是生存，還是死亡？
改朝換代沒那麽慢，像風馳電掣一樣，很快就結束了，昔日的貴胄要麽淪為階下囚，要麽人頭落地，而那些“窮鬼”無套褲漢成了“新貴”。
有很多人在雲裏霧裏就失去了一切，致死都不明白自己是怎麽淪落到這個下場。
但是他隱約能感覺到，這和自己的奢侈浪費有關，而這正好就是盧梭攻擊和抨擊貴族的論點。
以愛戴為基礎的政權無疑是最偉大的，卻是極不穩固的，一旦這種愛失去了，就會被那些曾經仰望著他們的平民推倒在地。
和動腦筋相比，用心去“愛”應該是更簡單的了，放著簡單的路不走，非要走複雜的。
男人娶妻往往是選擇自己的心裏投射，壓抑自己女性特質的男人，最後娶的女人往往是自己的缺點。
“該死。”她低咒著說。
“怎麽了？”西弗勒斯問。
“我找不到那種全身投入音樂的感覺了。”她哭喪著臉說。
“我也一樣。”老蝙蝠毫無坐相得說“這音樂有什麽好聽的。”
她也說不出來為什麽，感覺樂手們並沒有全情投入，沒有西弗勒斯在科爾納羅涼亭表演的小夜曲那麽有感染力，隻是他們的技巧很高超掩蓋了這一點。
“你也去試試。”她慫恿道“你不是有那把帕格尼尼的小提琴麽？”
“你怎麽知道那是帕格尼尼的？”西弗勒斯問“它的主人們明明是六個無名之輩。”
她怒視著他。
為什麽他總那麽不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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