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時期可以用來思考，為戰時所需，腓特烈威廉是戰時臨場發揮，畢竟他也沒有想到會有人違抗國王的命令，哪怕他有複仇這個“正當理由”。
他懲罰這個將官，卻也創造了一個神話，德國軍隊大多數人都是服從命令的，但還是有一部分軍官會效仿那個軍官，甚至從個人行為變為群體行為。
如果換一個時間或情況，喬治安娜第一反應，才不會僅僅因為朱利安·烏弗拉爾宣布不離開居住地五十米就真的那麽聽話，他教法學、培養了很多法官，自己又不是法官。
但她要是個男人，又或者是在戰場上發表此“高論”，她恐怕是要挨槍子兒的。
他見她的地方也是她個人休息室，而非樓上的立法院，朱利安·烏弗拉爾除了教師這個身份外，政變發生時他雖然沒有和士兵一起拿著刺刀進入議會，卻組織廢除了《人質法》，盡管嚴格來說他屬於第三等級，不會和貴族一樣成為“人質”。
在見好就收的情況下，喬治安娜就乖乖聽從命令了。
鳳凰社是因為對鄧布利多個人的信任和忠誠，等他一死，這種關係就解紐了，而西弗勒斯做的對鳳凰社的改革就是建立一種製度，即便鄧布利多走了，還有人可以接替他繼續“主持會議”而不是爭論。
原本可以聽的鄧布利多並沒有聽，畢竟這確實“省力”。
鳳凰社有多少個人就有多少種意見，鄧布利多決定采用什麽意見，哪怕是斯內普提出來的也沒人有意見。
別人說話，哪怕是餿主意斯內普也不會說話，西裏斯一開口他就要挖苦。
經過了強勢君主統治後，安妮女王的個人魅力不如他們，她並不怎麽幹預“大事”。但在安妮女王統治時期議會立法推動的圈地不多，不像伊麗莎白女王那樣推動圈地，她更致力於農業改良，把農場和山崗上瘦小的牛羊們喂地又肥又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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