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相比起杜伊勒裏宮和裏昂的軍營，他們真正第一次相遇的地方應該是盧森堡公園，當時還穿著紅衣服的波莫納睡在公園的長椅上，然後被路過的波拿巴給帶回了了聖克勞德。
如果她當時不是被他救了，而是別的什麽人呢？
過了那麽久回來，喬治安娜開的那個婦女和兒童收容所又發生了改變，婦女們覺得不能在這裏白吃白住，盡管她們還會做一些搓麻繩之類的活。
她們開起了一個日托班，有工作的家長們可以把孩子送到她們那裏來，晚上下班後再接走，“生意”不至於冷冷清清，卻也不熱鬧非凡，畢竟現在的家庭，女性都會在家裏做專職主婦。
然而還是會有一些例外情況，開了一陣子後，準時來接孩子的家長越來越少，遲到地越來越多。
一開始收容所的婦女們也不在意，畢竟她們工作的地方和住的地方是一樣的，直到有一次一位收容所的婦女和來接孩子遲到的家長吵了一架。
收容所的婦女隨口抱怨了兩句，遲到的家長卻說“你們又沒別的事情做”，然後兩人越吵越大聲，最後把當時在收容所駐守的醫生給引來了。
當喬治安娜不在的時候，醫生就是收容所裏的“軍官”，他通過協調的方式讓兩者平和了下來，那個家長再也不把孩子送到日托班了。
後來婦女們就自己私下商議，覺得該設置個懲罰機製，每當人麵對不當行為時，通常反應都是製定懲罰，希望通過懲罰來減少不當行為。
然而實際情況是，遲到的家長反而更多了，足有以前的兩倍。引進罰款之前，不論是孩子還是家長都希望自己別遲到，準時接孩子時常態，遲到的家長自知時例外。引進罰款後，他們覺得遲到的罰款是一種社會契約，他付的罰款是買她們額外服務支付的價格。
取消罰款後，遲到的家長仍然還是那麽多，懲罰破壞了過去準時接孩子的積極做法，並讓一種消極做法取而代之，即晚接孩子是正常的，可以接受的。
人是社會動物，遵循著不成文的行為規範，這些規則規定了社會接受什麽、不接受什麽。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珠寶是好東西，拿破侖給約瑟芬買了那麽多珠寶是對她好，可他不也給朱塞平娜很多鑽石？
上一次外交部舉辦的宴會上，朱塞平娜獻唱，她恐怕把所有的鑽石都戴在身上了。
約瑟芬身上有一顆大鑽石，它的個頭很大，以至於有人將它和喬治安娜的“莫臥兒之鑽”做比較。
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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