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錢左右應該不成問題。
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工商業活動，商人是城市居民中收入較高的群體，而富商的收入則遠遠高於許多官吏的收入。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必然與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呈正相關關係。北宋的首都東京（汴梁）是當時是世界上規模最大、人口最多、經濟最繁榮的都市，也體現著當時最高的消費水平。孟元老自崇寧二年（1103）至建炎元年（1127）北宋覆亡，曾在東京共生活了23年，他在撰寫的《東京夢華錄》一書的《序》中描繪東京說：“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班白之老，不識幹戈”，“舉目則青樓畫閣，棱戶珠簾，雕車競爭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禦路”，“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鹹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皰廚”。蘇軾亦曾指出：“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玉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紝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蘇軾集－策別十七首（之四）》）東京興旺發達的手工業、商業和運輸業、服務行業，不僅為消費者提供了高的消費服務，而且也為從業者帶來高的經濟收入。
通過北宋的商業稅收，可從側麵反映工商業的規模與商人群體的收入水平。北宋的商業稅率是：“商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鎮亦或有之；大則專置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行者齎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算三十，大約如此。”（《宋史－食貨－商稅市易均輸互市舶法》）崇寧元年，右仆射蔡京指出：“祖宗立禁榷法，歲收淨利凡三百二十餘萬貫，而諸州商稅七十五萬貫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時幾五百餘萬緡。”（《宋史－食貨－茶下》）崇寧六年，尚書左丞宇文粹中指出：“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諸處雜收錢一百餘萬。”（《宋史－食貨－會計》）若采用“住稅”的標準，即“每千錢算三十”來度量，崇寧時期“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反映的工商業的規模大約在3340多萬貫，全國經濟最興盛時期的工商業規模（諸州商稅）大約在16670萬貫左右。
北宋社會的城市消費水平
北宋從建隆元年（960）建立政權，到紹興三十二年（1162）覆亡，長達202年。在這樣長的一個時間段裏，社會發展有動蕩期也有平穩期，年成有豐收期也有災荒期，要係統地探討社會的消費水平，存在很大的難度，這裏隻能擷取部分斷麵，來看處於相對穩定發展階段的社會消費水平。
3.1城市建設的消費水平
水利工程：熙寧十年秋天，黃河在澶州曹村埽決口，大水淹至徐州城，經奮力抗洪，城市得以保全。明年，國家撥專款改建徐州“小城，創木岸四”，填平了為攔洪築堤、在城內取土形成的15個巨型大坑，重修了“澶州靈平埽，水不複至”。蘇軾《獎諭敕記》記載了該項工程的開：“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發常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三千二十人。”徐州水毀建築修複加固工程，應該屬於北宋大中型水利建設工程，國家專項開達3044萬，米1800餘斛（宋代1斛=5鬥），累計用工7043人。
北宋時，杭州錢塘江航運，長期以來一直受到潮水與江中礁石的威脅。先是，“章獻皇後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險，內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爾後，為了解決“長淮之險”，又興建了“龜山河”工程，“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雖然減輕了航運之患，但問題未能徹底解決，江中仍有“浮山之險”。蘇軾任杭州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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