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
北宋社會發展雖長期受到邊境戰爭的製約，但還算相對長治久安。國家安定促進了經濟繁榮，城市化進程加快，城鎮數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脹，城市手工業、商業和運輸業、服務行業逐漸擴張，這些蓬勃發展的產業為居民提供了從業機會與收入來源，也興旺了北宋城市的商品經濟。北宋的官吏階層及其家庭，是城市居民的主要構成之一。北宋官員的“月俸”包括貨幣、糧食、絹、薪、蒿、炭、鹽、茶、紙等物品。“奉錄自宰臣而下至嶽瀆廟令，凡四十一等。”其中貨幣收入，最高的“宰相，樞密使，月三百千”，最低的吏大約每月貨幣收入為500錢。其中有三百千、二百千、百二十千、九十千、八十千、六十千、五十五千、四十五千、三十五千、三十千、二十九千、二十千、十八千、十七千、十五千、十四千、十三千、十二千、十千、八千、五千、三千、二千、一千五百、一千、七百、五百等級別，譬如：“河南府河南、洛陽縣令，三十千。諸路州軍萬戶已上縣令，二十千；簿、尉，十二千。七千戶已上令，十八千；簿、尉，十千。五千戶已上令，十五千；簿、尉，八千。三千戶已上令，十二千；簿、尉，七千。不滿三千戶令，十千；簿、尉，六千。”（《宋史－職官－奉祿製上）
對於縣級以下的官吏來講，月俸9000～3000錢便屬收入微薄之列，假如家庭人口較多，那麽必須“兼農商之利”才能養家糊口，即家中必須有其他的勞動者，從事“農商”等職業以添補生活開。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說：“方今製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蘇洵老年時，曾上書韓丞相“乞一官職”。“跑官要官”目的是希望得到微薄的俸祿養活家庭，他說：“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複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千錢，誠不足以贍養，又況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邪。”（《上韓丞相書》）可以看出，如果城市家庭每月有7000～6000錢收入，雖然不算富裕，但這樣的家庭就能夠維持大致的生活消費了。役夫收入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下層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宋史－食貨－布帛和糴漕運》記載了元豐四年役夫的收入水平，如均州、鄧州三萬人，為鄜州、延州運輸軍用物質，“日米錢三十、柴菜錢十文，並先並給”；而陝西都轉運司從“諸州差雇車乘人夫”，“人日米二升、錢五十”。《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四十三）雲：元豐七年，“詔：鄜延、環慶路如有合興工城寨，許和雇人，日錢百、米二升，禁軍願就雇者聽。”大致是，每個勞役每月可收入1500～3000錢，米60升左右。但是，有些參與特殊工程項目的役夫，工價較高。譬如元祐元年，蘇轍在奏章中說：“臣竊見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澀，沮隔官私舟船。……民間每夫日雇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得填淤，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七十）可見，當米價較低時（如鬥米80錢以下），每夫日雇200錢比每日100錢、2升米，其收益顯得要高一些。
醫生也是城市居民中收入比較穩定的群體。王安石在《處士征君墓表》中稱讚一個姓杜的醫生，會寫詩詞文章，行醫則“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杜醫生在自己的寓所為人看病，“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看來杜醫生非常講醫德，不願多收錢，甚至減免窮人的錢，如果願意多看病，收入本可多一些，每月收入在6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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