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鄂州城市布局初探
自魏晉以來，鄂州城即是長江流域的重要城鎮之一，[宋時鄂州，明清以降皆稱武昌，地當今湖北武漢市武昌區老城區一帶。]曆經發展，至宋代成為長江中遊的最大城市，區域性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本文試圖從城市內部平麵布局的角度探討宋代鄂州城的發展變遷，在對鄂州城市布局進行複原的基礎上，分析其所體現出的特點，考察其與地理環境、經濟發展、文化心理諸因素的關係，為宋代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一個實證性的個案。
一、城池規模與城門布局
從三國到宋元，鄂州城的營建經曆了兩個大的時期，總的趨勢是城池規模逐漸增大，自西向東擴展。
第一個時期，“吳孫權赤烏二年修築舊壘，謂之夏口城。”[（明）薛剛纂修，吳廷舉續修：《嘉靖湖廣圖經誌書》（以下簡作“湖廣圖經誌書”）卷一《本司誌•城池》，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誌叢刊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據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明嘉靖元年刻本影印。]夏口城，“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墉藉阻，高觀枕流，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為名。”[雍正《湖廣通誌》卷七七《古跡誌•武昌府•江夏縣》，雍正十一年刻本。]城池“周圍一十二裏，高二丈一尺。後又因州治後山增築左右，為重城，設二門，東曰囗州門，西曰碧瀾門。宋、齊、梁、陳皆因之”。[《湖廣圖經誌書》卷一《本司誌•城池》。]唐寶曆中，牛僧孺“檢校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鄂嶽蘄黃觀察等使。江夏城風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板築，賦菁茆以覆之。吏緣為奸，蠹弊綿歲。僧孺至，計茆苫板築之費，歲十餘萬，即賦之以磚，以當苫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舊唐書》卷一七二《牛僧孺傳》，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1975年版，第4470頁。]牛僧孺築城提高了城牆質量，但城池的規模沒有大的變化。
第二個時期是宋朝，鄂州城得到較大規模的擴建。北宋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知州李堯俞增修城池，此後的鄂州城是原夏口城的兩倍，“周圍二十四裏，高二丈一尺，門有三，東曰清遠，南曰望澤，西曰平湖。元因之。”[《湖廣圖經誌書》卷一《本司誌•城池》。]限於地形，城池擴建向東展開，孫吳時的夏口城變為城內西頭的子城。
除了清遠、望澤、平湖三門之外，見於宋人記載的鄂州城門還有竹簰門、武昌門、漢陽門。
竹簰門：《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彌節亭”條：“在竹簰門外，臨江。”
武昌門：《溪堂集》卷五《七言絕句》：“武昌門外柳如煙，想見潘侯枕曲眠，欲借一帆春水去，江邊皆是楚州船。”《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監司軍帥沿革》“湖廣總領所……今置司在武昌門內。”
漢陽門：《入蜀記》卷三：“至鄂州……與（章）冠之出漢陽門，遊仙洞……”《石屏詩集》卷一《鄂渚張唐卿周嘉仲送別》：“武昌江頭人送別，楊柳秋來不敢折。漢陽門外望南樓，昨日不知今日愁。”
以上三門，竹簰門應是西門。鄂州城西麵瀕臨長江，竹簰門既然“臨江”，則應是西門。對照明清方誌，可知竹簰門確是鄂州西門。《湖廣通誌》卷一五《城池誌•武昌府》“府城”條：“明洪武四年，江夏侯周徳興增拓修築，……為門九，東曰大東，曰小東，西曰竹簰，曰漢陽，曰平湖……”
漢陽門也是西門。據陸遊記載，他在鄂州與章冠之一道先“登石鏡亭，訪黃鶴樓故址”，然後“與冠之出漢陽門”。石鏡亭在“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西與漢陽相對，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數。”[陸遊：《入蜀記》第五，《陸遊集·渭南文集》（以下簡作“渭南文集”）卷四七，中華書局校點本1976年版，第2443頁。]前引《石屏詩》亦稱“武昌江頭人送別，……漢陽門外望南樓”，由此可知，漢陽門在城西大江邊，與西麵的漢陽隔江相對，距離很近，這種地理位置隻可能在鄂州城西。宋代以後，漢陽門屢見於史籍，如元朝曹伯啟《曹文貞公詩集》卷九《良月既望憶仲通宰公兼寄君平察推》：“閑登黃鶴舊磯頭，萬頃煙波起暮愁。想象故人心似我，漢陽門外望南樓。”《湖廣通誌》卷二五《祀典誌•武昌府江夏縣》：“江漢神祠，在漢陽門樓，宋淳熙中通判劉靖以江漢宜為望祀，即靈竹寺西為壇祭之，後改祀今所。”《湖廣通誌》卷一五《城池誌•武昌府》：“武昌府城，……明洪武四年，江夏侯周徳興增拓修築……為門九，……西曰竹簰，曰漢陽，……嘉靖十四年，都禦史顧璘重修，門仍九，……西易竹簰曰囗，曰漢陽，……”直至今日，武漢市武昌區城西仍有漢陽門，是長江邊的一個重要渡口。
武昌門，從地理方位上看，應該也在鄂州城西。前引《溪堂集》詩稱：“武昌門外柳如煙，……江邊皆是楚州船”，說明武昌門是臨江的城門。明清人的詩文中有不少吟詠武昌門的句子，如明人張羽《靜庵集》卷四《題畫贈長興杜典史浚》：“下若溪頭山似戟，武昌門外柳如煙。何如肆射平其去，束帶閑畊墓下田。”董紀《西郊笑端集》卷一《次韻沙允恭感懷二首》：“行樂有孤靈運屐，笑談無複庾公樓。武昌門外多官柳，能有幾株今尚留。”清人蕭廣昭《榴花塔》：“梅山遠對武昌門，霜影迷離孝婦村”。[轉引自：雍正《湖廣通誌》卷八八《藝文誌》。榴花塔、孝婦村，在明代皆是武昌城附近的地名，《大明一統誌》卷五九《湖廣布政司•古跡》：“石榴花塔，在郡城西北。宋時有婦事姑至孝，一日殺雞為饌，姑食雞而死。姑女訴於官，婦坐罪，無以自明，臨刑乃折石榴花一枝，插地而祝曰：妾若毒姑，花即枯悴，若屬誣枉，花可複生。其後，花果生。時人謂天彰其寃，遂立塔花側，以表其事。”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影印明天順刻本。]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送吳二先輩還漢陽》：“漢南歸思繞晴川，湓浦西風送客船。莫上武昌門外望，斷腸楊柳似當年。”毛奇齡《西河集》卷一三九《送友之崇陽》：“武昌門外新栽柳，何處相思不斷腸。”[以上數條皆轉引自雍正《湖廣通誌》卷八九《藝文誌》。]這些詩句，多與登船、送別相關，說明武昌門應是臨江的西門。從南宋時湖廣總領所的地位，也可大體推知武昌門的方位。“武昌屯兵數萬，仰給六路之餉”，[楊萬裏：《誠齋集》卷一一九《中散大夫廣西轉運判官贈直秘閣彭公（漢老）行狀》，台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湖廣總領所“總領湖南北、廣東西、江西、京西六路財賦，應辦鄂州、江陵、襄陽、江州駐劄大軍四處，及十九州縣分屯兵”，[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監司軍帥沿革》，南京：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道光二十九年懼盈齋本。]巨額的糧草經由江漢水道輸入鄂州，中轉各地，主管其事的總領所理應設在鄂州城西的大江邊上較為方便。
如前所述，宋時鄂州城已有平湖、漢陽、竹簰三門，武昌門是否城西第四門？筆者以為否。一個基本的依據在於明代武昌府城之西門僅為平湖、漢陽、竹簰，三者的相對方位，據《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江夏縣圖》可見，漢陽門在正西，平湖門在漢陽門以南，竹簰門又在平湖門東南。明代城西三門是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周德興“增拓修築”、武昌城擴建為九門後的情形，九門的基本格局一直維持到清朝後期，其間經曆了“嘉靖十四年都禦史顧璘重修”，“皇清總督祖澤遠增修，雍正六年重修”。[雍正《湖廣通誌》卷一五《城池誌•武昌府武昌府城》。同卷所繪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江夏縣圖》，九門情形清楚可見。]宋代鄂州城的規模不如明清時期，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在城西設置四門。進而一步，將武昌門與黃鶴山、黃鶴樓的關係，對照漢陽門與同山、同樓的關係，不難看到，《輿地紀勝》中的“武昌門”與《入蜀記》中的“漢陽門”基本一致，此二門很可能是一門二名，換言之，明代初年的武昌城西門有三，很可能是沿用的宋代布局。
鄂州城依山傍江，建築城垣，形成一個不規則的圓形。
城內有子城，由原夏口城而來。《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夏口城”條：“子城本名夏口城。……張舜民《南遷錄》雲：鄂城子城，與潤州子城、金城、覆舟山城、武昌吳王城，製作皆一體。皆依山附險，周回不過三二裏。乃知古人築城，欲牢不欲廣也。”宋時期，鄂州子城的城垣已“缺壞”，[《入蜀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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