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九《建置誌十五•堤防一》“各縣古堤”，《續行水金鑒》卷一五三《江水•章牘二》，《續行水金鑒》卷一五五《江水•工程一》等，有關文字略同。]長堤又名“花堤”，今天的武漢市武昌區尚有花堤街，位於長江大橋武昌橋頭南，上起紫陽路，下至彭劉楊路，街名即因地當花堤故址而得。花堤街可以說是今天的武昌現存的最古老街道之一，至今仍是店鋪與民居密集的街道。
南宋時，在鄂州城西南，長堤之外加築了一道外堤，名曰“萬金堤”。[關於該堤的修築時間有兩種不同說法，一說在高宗紹興（公元1131～1161年）間，如《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六《湖廣二•武昌府•江夏縣》“鸚鵡洲”條，引《舊誌》雲：“城西南平湖門內有長堤，外有萬金堤，宋政和、紹興間所築也，至今賴之。”賀次君、施和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版。《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三《水利•江夏縣》稱：“堤三：……萬金，在縣西南長堤之，宋紹興中大軍築之，建壓江亭。”清道光十一年敷文閣聚珍版重刊本。一說認為是光宗紹熙年間（公元1190～1194年）的事，如《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萬金堤”條稱：“在城西南隅，長堤之外，紹熙間役大軍築之，仍建壓江亭其上。”《大明一統誌》卷五九《武昌府•山川》“萬金堤”條亦采此說。紹興與紹熙相隔數十年，二說哪一種較為正確？從《輿地紀勝》和《大明一統誌》記載宋朝史實比《讀史方輿紀要》、《天下郡國利病書》諸書較為原始，也往往較為準確來看，似應以紹熙說為是。]該堤在明代仍繼續發揮作用，《方輿紀要》卷七六《湖廣二•武昌府•江夏縣》“鸚鵡洲”條稱：“城西南平湖門內有長堤，外有萬金堤，……至今賴之。”
沿江沿湖的堤防，交通方便、地勢高爽，隨著堤防的增高、加寬以及質量的提高，堤防不僅成為交通要道，甚至是民居所在，沿線聚居了為數眾多的普通民眾。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十月，鄂州城火災，加上“江風暴作”，結果是“燔民居萬餘家”，那些“結廬於堤、泊艦於岸者，焚溺無遺。”[《文獻通考》卷二九八《物異考四•火災》。]
“泊艦於岸”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流動型民居，居民多以水產捕撈為業，以舟船為居所，常年漂泊在江河湖麵。鄂州沿江這樣的民居不在少數，漢陽知軍黃榦就說過，“軍城內外戶口不下三千人家，又有船居四百隻”。[《勉齋集》卷三○《申京湖製置司辨漢陽軍糴米事》。]
鄂州城外江麵寬闊，港口繁忙，既供商船來往停泊，也供戰船出江演練。陸遊初至鄂州時，泊舟於江邊稅務亭，隻見“賈船客舫，不可勝計，禦尾不絕者數裏，自京口以西皆不及。”[《入蜀記》第五，《渭南文集》卷四七，第2441頁。]數日後，他在江邊“觀大軍敎習水戰，大艦七百艘，皆長二三十丈，上設城壁樓櫓，旗幟精明，金鼓鞺鞳，破巨浪，往來捷如飛翔，觀者數萬人，實天下之壯觀也。”[《入蜀記》卷三，？？頁。]
城南三裏有南浦，“其源出京首山，西入江，春冬涸歇，秋夏泛漲，商旅往來，皆於浦停泊，以其在郭之南，故曰南浦”，[《太平寰宇記》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鄂州》“南浦”條。]南宋時“謂之新開港”。[《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
在城西、城南方向與外界交通頻繁的地方，有迎來送往的館舍。城西竹簰門外臨江處有彌節亭，“又有皇華館，在州治東南”，“又南津館，在望澤門外；迎仙館，在城南”；“匹練亭，在城東南五裏何家洲”，“以上皆舍也”。[《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
五、南草市的繁榮
宋代鄂州城的布局上最值得注意的變化，是商業區與相應的居民區發生了空間轉移，從城區以內轉移到城外的南草市。
南草市在城南望澤門外，經廣平橋與望澤門相連，[《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廣平橋”條。]地當今武漢市武昌區西南鯰魚套一帶，東南通湯孫湖、清寧湖、紙房湖，水盛時，由三眼橋、孟家河、東湖壩通梁子湖，達樊口，水上交通十分方便。
最能說明南宋前期南草市之繁榮的典型資料有二種，一是陸遊的《入蜀記》，二是範成大的《吳船錄》，孝宗時陸、範二人先後經過鄂州時分別在城中停留一周左右，對南草市的繁榮有生動的描述。《入蜀記》卷四：鄂州“市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市亦數裏，雖錢塘、建康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也。”《吳船錄》卷下：“至鄂渚，泊鸚鵡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數萬家，廛閈甚盛，列肆如櫛，酒壚樓欄尤壯麗，外郡未見其比。蓋川、廣、荊、襄、淮、浙貿遷之會，貨物之至者，無不售，且不問多少，一日可盡。其盛壯如此。”同書同卷：“集南樓，……下臨南市，邑屋鱗差”。《夷堅誌》的記載也值得注意。《誌補》卷二五“李二婆”條稱：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市中大火，自北而南凡五裏，延燒屋廬數千間，雖樓居土庫亦不免”。
根據以上文字及前述有關記載，可以對南宋前、中期的鄂州南草市作如下的複原：
（1）南草市位於鄂州城南門外的鸚鵡洲前，上方是南樓，市街沿長堤向西偏南伸展，延袤達數裏之長，南北向的跨度至少五裏以上。（2）南草市是重要的商貿港口，河運發達，商舶雲集。（3）南市民居稠密，人口密度很大，居民以經商貿易者為主。（4）南草市與鄂州城合起來構成一個大規模的城市，成為長江流域廣大地區的交通與商業中心。
南市商業興盛，人口密集，又因中轉商貿繁榮，露天堆積大量竹木類貨物，易發火災。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十一月辛酉，鄂州南市火，暴風通夕，燔民舍千餘家”；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八月壬辰，鄂州外南市火，燔五百餘家。”[《文獻通考》卷二九八《物異考四•火災》。]在另一場大火中，南市“焚萬室，客舟皆燼，溺死千計”。[周必大：《周益國文忠公集》卷六三《中大夫秘閣修撰賜紫金魚袋趙君善俊神道碑》，道光二十八年瀛塘別墅歐陽棨刊本。]南市聚居人口之多，由此可見一斑。而且，接連幾場大火引起了官府的警惕，知鄂州趙善俊“馳往視事，辟官舍，出倉粟，以待無所於歸之人，弛竹木稅，開古溝，創火巷，以絕後患。”[《周益國文忠公集》卷六三《中大夫秘閣修撰賜紫金魚袋趙君善俊神道碑》。《宋史》卷二四七《趙善俊傳》略同，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1985年版。]這裏的火巷由此開通並得名。
商業之外，其它各行各業、娛樂消遣以及城市病態行業也都興盛。屠者朱四、鄂渚王媼等都在南草市經商營業，其中王氏是“三世以賣飯為業”。[《夷堅誌》甲集卷八，？？頁。]鄂州都統司醫官滑世昌，大約是因為醫術較高，又敢於收受，因而“居於南草市，家貲積萬。”[雍正《湖廣通誌》卷一二○《雜紀》。]南草市建有楚樓等休閑觀光的場所。[《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楚樓”條。]不僅“酒壚樓欄尤壯麗”，[範成大：《吳船錄》卷下，《範成大筆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2002年版，第226頁。]娼妓空間也與集市為伍，占有一定的位置和份量。劉過詩稱：“黃鶴山前雨乍過，城南草市樂如何。千金估客倡樓醉，一笛牧童牛背歌。”[劉過撰，楊明點校：《龍洲集》卷四《七言律•喜雨呈吳按察》之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校點本1978年版，第27頁。]甚至有“贓敗失官人王訓”，“居於鄂州南草市，賣私酒起家，妻女婢妾皆娼妓，……鄂州人呼訓家為淫窟，又呼為關節塌坊。”[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六《炎興下帙》一百三十六，紹興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頁。]
總地來看，與中國其它城市一樣，宋代鄂州城的平麵布局蘊涵著自然、社會與人文等多重意義，它的形成與演變，受地理環境、政治製度、文化觀念、經濟發展、時局變化等因素的影響，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江漢交匯、倚山麵江的獨特地貌是鄂州城市布局的環境基礎；以行政權力為中心，突出官衙的地位，重視秩序、形勝、陰陽等複雜的製度、思想與理念，對城市布局的形成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兩宋的政治、軍事局勢和經濟的發展，則為鄂州城市的布局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原載韓國《中國史研究》第40輯，200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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