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四年，都禦史吳廷舉奏遷驛於小東門外，布政周季鳳、知府沈棟即驛址建為今祠。”旌忠坊的具體位置不詳，明正德“武穆另祀”後，“其祠仍舊”，[《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祠廟•江夏》。]約在今湖北武漢市武昌區司門口一帶，這裏至今還有鄂王府的遺址可考。
明清時遷至東門外的嶽王廟旁邊植有鬆柏，稱“嶽柏”。出於對英雄的崇敬，民間生發出一些有關嶽柏的神話。《湖廣通誌》卷七七《古跡誌•寺觀•武昌府江夏縣》：“嶽柏，在大東門外鄂王廟墀左，圍可三尺，枝幹疏老不繁，人號為獨柏。每值辰戌醜未年，楚士有掇巍科者，柏預吐一奇枝。”
寺觀廟宇多講求清淨、優雅，因而正是讀書的好地方，有的書院和寺院其實就是一體的。如，頭陀寺有讀書堂。[《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古跡》。]洪山東岩寺，“唐大觀中建，又額曰正心書院，鄂國公尉遲讀書處”，這裏環境幽靜，景色宜人，“山後石刻有‘幾處稻梁喧鳥雀，數聲鍾磬起漁樵’句”。[雍正《湖廣通誌》卷七八《古跡誌•武昌府江夏縣》。]南宋慶元年間（公元1195～1200年），“河陽趙淳清老架閣其上，榜曰東岩書院。”[《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寺廟》。]
城中的黃鵠山丘陵起伏，林深葉茂，是立書院、建學校之佳處。黃鵠山東麓有東山書院；[《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學校》“東山書院”條。]山中有學宮；直至南宋末年，仍有文士張君壽與諸生“植屋數間於黃鵠山中學宮之後”，聚眾讀書，因地當“東麵日出，君壽於是榜之曰‘朝陽書堂’”。[劉辰翁：《須溪集》卷二《朝陽書堂記》，台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鄂州州學，“在府治南半裏，宋康定中知州王素徙郡城西”，[《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學校》。]立於黃鵠山前。仁宗慶曆年間（公元1041～1048年），開展全國規模的興學/運動，鄂州也“大增學舍”，[《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學校》。]形成一個占地“甚廣”的州學，內有“聰明池”等設施。[《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聰明池”。]由於戰爭的影響，鄂州州學幾度興廢。兩宋之交時曾被“奪為營壘”，好在為時不久，“紹興中，都帥田師中以教官朱棫之請，撤營修學。即而，教授商飛卿請於州重建。”[《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學校》。]重建後的州學比較規整，先後修建了稽古閣、四賢堂等。修建稽古閣的工程由鄂州州學教授許中應主持，許氏“既新其學之大門，而因建閣於其上，櫝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為寶鎮，又取板本九經、諸史，百氏之書，列置其旁”，這項工程“始於紹熙辛亥之冬，而訖於明年之夏，其費亡慮三百萬”，得到就學諸生與當地官員的積極支持。[《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八○《鄂州州學稽古閣記》。]四賢堂，“宋嘉定中教授石繼諭建，以祀周、程、朱子”，[《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宮室》。]黃榦為之作《鄂州州學四賢堂記》。[黃榦：《勉齋集》卷二○，台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南宋末年，鄂州州學再次遭受“兵燹”，至元朝“延佑中重建。”[《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學校》。]
江夏縣學，宋朝初年附屬於鄂州州學，但在州學中“別為一齋，名務本”，南宋紹興以後，務本齋也一並“悉附州學”。元朝沿用這種體製，至明朝洪武年間（公元1368~1398年）獨立建學。[《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學校》。]
軍營與州縣儒學本可謂“風馬牛不相及”，但在邊事多興的宋朝，二者之間有著較為密切的關係。前述鄂州州學曾“廢為營壘”，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南宋時，鄂州是宋朝抗金的重鎮，屯駐大批軍隊，營寨占地甚廣，僅城東黃鶴山下一區，便達“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七九《鄂州社稷壇記》。]在城東北七裏，有遊奕軍寨。[《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八疊院”條。]北宋時，鄂州東北有一名為白楊夾口的江邊港口，南宋時成為一個具有濃厚軍事色彩的集鎮，當地“居民及泊舟甚多，然大抵皆軍人也。”[《入蜀記》第四，《渭南文集》卷四六，第2440頁。]這種情形與鄂州城駐有大量軍隊正可互相應證。
四、民居、街市、港口及其它
由於地形的限製和曆史上沿襲下來的格局，鄂州城的西頭主要是各級官署；沿著黃鵠山、自西向東展開的一線，除了官署，主要有學校、寺廟等文化、宗教類建築；民居、街市等主要分布在城東、城北和城南的一些較為低平的地區；由於人口增長，老城區難以容納，民居與街市向城區以外東、南兩個方向擴展的態勢表現得較為突出；城西的沿江一帶也成為交通、貿易繁盛，船隻、人口密集的地區。
有關宋代鄂州民居的資料有限，迄今可知的是城內有旌忠坊、太平坊，[旌忠坊已如前述，太平坊見鄭獬《鄖溪集》卷二二《朱夫人墓誌銘》：“夫人朱氏，……皇祐辛卯二月，以病卒於鄂州太平坊裏第。”台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具體方位不詳。隨著坊市製的瓦解，這些坊名隻是普通的地名，明清以後，更常見的名稱是“裏”、“巷”。
南宋時，鄂州號稱“今之巨鎮”，[葉適：《葉適集·水心文集》卷九《漢陽軍新修學記》，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1983年版，第141頁。]城內商業繁盛，出現了富商大賈，乾道年間（公元1165~1173年）“鄂州富商武邦寧，啟大肆，貨縑帛，交易豪盛，為一郡之甲。”[洪邁：《夷堅誌》支庚卷五“武女異疾”條，中華書局校點本1981年版，第1174頁。]開設了熱鬧的夜市，號稱“燭天燈火三更市，搖月旌旗萬裏舟”。[範成大：《範石湖集·詩集》卷一九《鄂州南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校點本1981年版，第274頁。]四方商賈雲集，市容相當繁榮，“民居市肆，數裏不絕，其間複有巷陌，往來憧憧如織”。[《入蜀記》第五，《渭南文集》卷四七，第2444頁。]鄂州城中人口眾多，到寧宗嘉定以前即達到了十萬戶。薑夔詩稱“武昌十萬家”，[薑夔：《白石道人詩集》卷上《春日書懷四首》，？？本。]戴複古詩說鄂州“江渚麟差十萬家”，[戴複古：《石屏詩集》卷一《鄂州南樓》，清嘉慶道光間臨海宋氏刊本。]雖非確指，但與實際情況相近。漢陽知軍黃榦也說“鄂州人口繁夥，為漢陽三十餘倍”，即約十萬家。[《勉齋集》卷三○《申京湖製置司辨漢陽軍糴米事》。]光宗紹熙三年（公元1192年）“十二月甲辰，鄂州火，至於乙巳，燔民居八百家，市井樓簾無存者。”[（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九八《物異考四•火災》，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6年版。]人口眾多，建築密集，以至空地難尋，近城之處甚至找不到安葬死者的地方。《夷堅誌》乙集卷九“鄂州遺骸”條稱：“鄂州地狹而人眾，故少葬埋之所，近城隙地，積骸重疊，多輿棺置其上，負土他處以掩之。貧無力者，或稍經時月，瀕於暴露，過者憫惻焉。乾道八年，有以其事言於諸司，於是相率捐庫錢付勝緣寺僧，治具焚瘞。先揭榜衢路，許血肉自陳，為啟壙甃甓，舉而藏之，具書姓字於外。如無主名者，則為歸依佛寶，一切火化，投餘骨於江。其數不可勝計。”
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民居與街市不斷地向城外擴展。
城南望澤門外的“長街”，成為一個重要的居民區。《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南湖，在望澤門外，周二十裏，…外與江通。長堤為限，長街貫其中，四旁居民蟻附。”
長堤與長街相伴，或者長堤即是長街，這種情形，在沿江城市並不罕見。鄂州城麵臨大江，經常受到江水泛濫的威脅，修築江堤是最主要的防災措施。北宋後期，在鄂州城西的平湖門外，修築了一道攔江長堤，明清以後的多種誌書中，屢次提到過這道江堤。《嘉靖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山川•江夏》“長堤”條：“在平湖門內。《舊誌》雲，政和年間，江水泛溢，漂損城垣，知州陳邦光、縣令李基築堤以障水患，至今賴之。”[《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三《水利•武昌府•江夏縣》，雍正《湖廣通誌》卷二○《水利誌•武昌府•江夏縣》“花堤”條，《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六《湖廣二•武昌府•江夏縣》，《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匯編•職方典》卷一一一八《武昌府部•關梁考》“花堤”條，民國《湖北通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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