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平生幽憤汗青知──高陽的小說和他的懷抱(1/6)

導讀

平生幽憤汗青知

高賜的小說和他的懷抱

文/張大春

回首二十七年以前（1992年），高賜過世。在當時還清晰可辨的臺灣藝文圈，那是一樁人人感懷議論的大事。不過一兩個月之間，以擁有文學副刊的報紙傳媒以及現代文學刊物紛紛發起了帶有追悼性質的學衍討論會，以及刊登紀念專輯。前後不多久的時間，我就應邀寫了三篇談高賜其人其文其懷抱與性情的文字。至今回想起來，其中的部分觀點和申論，還是值得拿出來向高賜的新讀者簡略地作一介紹。

十九世紀英國著名史家卡萊爾（ThomasCarlyle，1795—1881）在評論司各特（WalterScott，1771—1832）的歷史小說諸作時曾這樣說：

過去的時代並不隻是紀錄、國家檔案、紙上論戰以及人的種種抽象形態，而是都充滿活生生的人物。他們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公式和法則。他們都穿上了常見的上衣和褲子，臉上充滿了紅潤的血色，心裏有沸騰的熱情，具備了人類的麵貌、活力和語言等特徵。

司各特在1814年發表的《威弗裏小說集》（WaverleyNovels）一向被視為近代西方歷史小說的鼻祖，作者往往將一些虛構出來的人物放置於一興一逝的兩個「時代」之間，畢現其所「經歷」的文化衝突，並且使史實上班班可考的「真實人物」與這些「虛構人物」相接髑，以成就作者「重塑」的企圖。

如果《三國誌通俗演義》最早的本子可信為明代弘治甲寅年（1494年）刊本的話，那麽，早在《威弗裏小說集》出版前三百二十年，羅貫中就已經基於某種同樣無奈的重塑企圖在展開他書寫「演義」的工作了。為什麽要說「無奈」呢？在甲寅本書前庸愚子的序中有雲：

前代嚐以野史作為評話，令瞽者演說，其間言辭鄙謬，又失之於野。士君子多厭之。若東原羅貫中，以平賜陳壽傳，考諸國史……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誌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紀其實亦庶幾乎史。蓋欲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詩》所謂裏巷歌謠之義也。

庸愚子的這段話中所謂的「士君子」，所指的自然是那些擁有「知識/權力」的文人、知識分子，他們之所以厭惡「言辭鄙謬」「失之於野」的野史評話，可以解釋成對史實史料之尊重，也可以解釋為對「知識/權力」這個相互喂哺的係統的捍衛。「士君子」絕然不能忍受的正是歷史被非士人階級的鄙俗大眾「妄加」虛構、杜撰、發明以至於無中生有。

而羅貫中彼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書寫工作，也正是一虛於士君子階級和鄙俗大眾階級之間夾縫的產物。然則，庸愚子以詩教贊之，亦猶如卡萊爾所稱許於司各特了。

一生完成了二十七部歷史小說——其中包括英國文學史上的經典《劫後英雄傳》（Ivanhoe，1819年）——的司各特在1821年獲得英國國王授予的爵士封號，併當選為愛丁堡皇家學會主席，且直接影響了後世英國作家薩克雷（eaceThackeray，1811—1863）。但是在司各特死後整整一百三十四年，歷史小說家高賜卻在他的第一部長篇歷史小說《李娃》的序言《歷史·小說·歷史小說》中，重新品嚐了一次和羅貫中類似的夾縫滋味。他這樣寫道：

胡適之先生的「拿證據來」這句話，支配了我的下意識，以至於變得沒有事實的階石在麵前，想像的足步便跨不開去。

非徒如此，高賜甚且以謙卑的口吻說：「對於歷史的研究，我隻是一個未窺門徑的『羊毛』。」即使當他發現了一段記載，提及明太祖第八子潭王（傳說是陳友諒的親生兒子）因胡惟庸謀反而牽連在內，夫妻焚宮自殺，緣是有感而發，試圖將這個材料發展成一個「極其壯烈的悲劇」，高賜卻如此寫道：

由複雜的恩怨發展為政治的鬥爭，終於造成倫常劇變，而且反映了明朝——甚至於中國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遷怒而侵奪相權。這是一部所謂大小說的題材，但必為歷史學者所嚴厲指斥，因為沒有實在的證據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設。這就是我所以不敢試寫歷史小說的最大原因。

「然而，我終於要來嚐試一下了。」高賜繄接著寫道。而且自《李娃》以降，他再也不曾在近六十部長短篇歷史小說著作中因顧忌「歷史學者的嚴厲指斥」而寫過任何一篇像《歷史·小說·歷史小說》這樣辭謙意卑的序言。

個中究竟，是高賜對於「拿證據來」的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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