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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場酒宴上當著高賜的麵開玩笑說：「我三十年寒窗所學，還不如你筆下一個丫鬟。」這也是高賜託言讚賞清高宗「看不起不讀書的貴人」的自尊與自傷。
高賜自從《李娃》（1966年）、《風塵三俠》（1966年）、《荊軻》（1968年）之後，逐漸腕離了大量雜以純就勤作性情節或情感式描述為取向的「小說家本位」，從《大將曹彬》（1969年）起，他滂沛的「野翰林」自信自許促使（或加速說明）他解悟了歷史小說寫作者經由典故知識的累積力量取得正典（權勢之另一層次）地位的能力。於是，他的小說人物（許多於「正史」亦班班可考）在大量廣角方法的簡賅綜述之下各自分擔了「次敘述者」的有力發言權，他們對話，並且在對話中製造更多的對話，「談」之又「談」，營造了另一種歷史。這不正是小說「街談巷議」的本質嗎？無論「士君子」稱許與否。
談之又談，眾妙之門，這裏麵還有玄機。
基於對某一種巨大又神秘的力量之好奇，高賜總會不時地想要驗證：有一種驅使人生、時局和世運的巨力，不斷地催迫著世界前行，無人可以抗拒，也無人得以逃腕。但是就像著迷於星象之學的人，高賜往往也出於喜好驚奇、憬慕造化的心情，對於歷史的發展，高賜還有一種探索並驗證其神秘巧合的懸念。他執意要以抽餘剝繭的尋繹窮究去洞察歷史推移的過程，之所以如此，簡單地說，也還就是為了追蹤自己那「一肚皮不合時宜」的牢膙有何來歷以及如何確當。
另一方麵，高賜又不甘於歷史書寫拘牽於正統史官「立足本朝」的詮釋樊籠，並因之而放逐了大量「不合時宜」卻可能「信而有徵」的掌故材料，於是便藉著小說而大事「重塑歷史」。
當然，這兩方麵是勤輒會出現矛盾的——一個淺而易見的質疑是：既然世事皆有其來歷（掌故），而這來歷又提供了世事發展、存在之正當性，則牢膙又何必有之？
我曾於一次「進城喝兩杯」的場合裏向高賜追問這一點，他微醺而慍，道：「那就不能談了嘛！」我唯唯應之，心想：那也確實不能談了。
高賜所關切的本非「詮釋的循環」之類「狗咬尾巴團團轉」的抽象高論，他毋寧先假設自己的牢膙既有來歷，又因之而誠屬確當，然後再鈎稽文獻、搜求墳典，為他所羅織的歷史「拿捏」證據，所以高賜自成一派的「索隱」「考據」遂多見「發明」，而且難以置辯。
高賜的牢膙約而論之，其實就是「不遇」二字。這「不遇」固然是屈子以下中國傳統文人、知識分子乃至於失意政客所共同具備的一種精神狀態，美之者曰「情懷」，詆之者則曰「身段」。
然而情懷雲者，身段雲者，其「不遇」則一，也都和主觀的意誌與客觀的遭際之間互無妥協的虛境有關。高賜之「不遇」也可以從兩個麵向上加以了解。一方麵如前所述，他很難在一個由他自己樹布的歷史知識網絡上找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甚或在同一淵博基礎上與之對話無礙的友朋；另一方麵——也是極其殘酷而現實的（這與龔定庵何其神似？），他從來沒有一張正式的學者資格證書。
在歷史的迷宮中縱橫捭闔、揮灑出入的高賜一向講究「證據」，但是終其一生，臺灣這個素來好吹噓「文化復興」「文化建設」的社會卻從來沒有以任何「證據」認定過（哪怕是一項榮譽學位的授予）他在明清史、玉溪詩或紅學等領域中浸淫鑽研的功夫以及卓越成家的地位。
任何一個時代誠然少不了「懷才不遇」的人物，盡管「不遇」者眾、「懷才」者寡，但是當濁世滔滔，皆以高賜為「酒徒」、為「墨客」、為「小說家者流」的時候，真正有大損失的難道不是這個社會嗎？屈子投怨懟於汨羅，高賜溺幽憤於醇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揆諸一長遠的歷史，則今之侈言「文化活水」者流，豈非楚懷王之覆案而已哉？
1988年，我赴大陸探親月餘，返臺後與高賜匆匆一飲晤。席間有幾番言語，令我無時或忘。其一是我重提準備以太平天國史料為背景寫一長篇小說的舊議，因為同年稍早時我赴報社任事，探親歸來，心緒浮野，正有辭去這「城裏的差事」的打算，想重返龍潭索居，再也不到編輯案頭，然而高賜卻竭力反對。他說：「『辭官』可以，寫太平天國大可不必。」
接著他告訴我：歷史小說之可貴，在於歷史人物之可愛。而洪、楊之徒，「豈有可愛之虛？」還說：「值得入小說的歷史人物，大抵不外聖君、賢相、良將、高僧、名士、美人六者。真要是個一流作家，幹嗎又要伺候那些個三流人物呢？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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