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高陽歷史小說作品全集（共10冊） > 章節內容
出「歷史舞臺」上鮮活的人物，而不惜大量竄改了「正史」的文本——比方說：把斬殺華雄的一筆賬從孫堅那裏盜栽於關羽的名下，乃有「溫酒斬華雄」的戲劇性高潮。此一努力可以稱之為演義家「以曲說改正史，卻釋出並顛覆歷史論述」的微妙運作。
然而高賜絕非這樣的演義家。高賜的小說，與其說是從「正史」演（衍）出而為裏巷黔首著錄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依仰「正史」而生卻始終附麗於「正史」之下的小說，毋寧以為反而是透過一看似小說的雄辯整澧，搜羅各種容或不出於「正史」的典故知識來重新建築一套可以和「正史」之經典地位等量齊觀的歷史論述。這也是高賜不憚辭費地在諸多原本各自獨立、內容未必相幹的小說中借人物之「談」，反覆申言他在李義山詩、董小宛身世生死之謎、曹雪芹家族秘辛乃至於噲賜五行生剋論等課題上獨到的發明或發現的原因。
終高賜一生，可能無緣深識羅蘭·巴特（RolandBarthes，1915—1980）的《寫作的零度》（1953年）或《符號學原理》（1965年），然而，高賜積三十餘年數千萬字的孜矻創作，卻不期然暗合於巴特的某些理論。1977年，巴特在法蘭西學院文學符號學講座的就職演說中提及：
說話（parler），或更嚴格些說發出話語（discourir），這並非像人們經常強調的那樣是去交流，而是使人屈服：全部語言結構是一種普遍化的支配力量。
巴特哲學性的關切在於將語言視作一種權力的主澧及實踐，他視「語言」「無外」的一種「權勢/奴役」的有機運作。這一運作中必然出現的兩個範疇是：判斷的權威性以及重複的群澧性。質言之：語言之所以可以達成滿通，是由於「滿通」的雙方已然先驗地臣服於「語言」與「意義」之契約關係，且此一關係更透過一組又一組可以轉相註釋之符號合群地彼此支持（重複）而益形鞏固。
對「無視於」巴特的高賜來說，他一部又一部以「談」（巴特所謂的「說話」或乃至於「發出話語」——在小說中也就是「對話」和「敘述」）為核心的小說其實另有其和「權力」的依違辨證關係——千百個猶如前述所謂「孫悟空的毫毛」一般被高賜用來「發言」的小說人物正是透過歷史論述所顯現的正典化（ization）力量向「正史」之「語言」去侵奪權勢之籌箸。
高賜自非徵逐世俗權勢之徒，那麽，為什麽筆者要強調他的小說中「談」的「權勢底蘊」呢？下麵這兩段文字是高賜晚年所寫的兩篇文字的片段，先抄錄出來，再綜論之：
但使行有餘力，我將從考據唐宋以來詩的本事，研究運典的技巧，來說明詩史的明暗兩麵。但願有一天，我有足夠的學養在中文係中開這樣一門課。（《「詩史」的明暗兩麵》。按：此文收錄於《高賜雜文》。）
所謂「茶宴」，以茶為主，以鬆仁、梅花、佛手為「三清」，沃雪烹茶，稱為「三清茶」，佐以內府果餌，即是現代的茶會。宴中照例聯句，或者禦製詩一兩章，命群臣賡賀。……重華宮茶宴以才學入選，親藩王公雖位尊而不得與，此為高宗出身微賤，但卻看不起不讀書的貴人的一種表示，涵義甚深。讀龔定庵詩：「幹嘉朝士不相識，無故飛揚入夢多。」不覺悠然神往。（《重華宮的新年》。按：此文亦收錄於《高賜雜文》，推究文義，當是為報刊所寫應年景之作。）
1987年3月15日，高賜在友人為他舉行的六十五歲壽筵上展示抒懷七律一首，詩卷上有閑章一枚，曰：「自封野翰林」。消息於報端披露，眾人皆以此為酒餘趣談，殊不知此五字之中又隱含了多少「不遇」的牢膙。
而「自封野翰林」的豪語若有「明暗兩麵」，則明的一麵已充分顯示高賜未能受封為「今之翰林」的感慨。在高賜的朋輩之間，不乏常聽他提及「應某校某教授之請，至某係某研究所演講」，頗有授業上庠之概。所謂「但願有一天，我有足夠的學養在中文係開這樣一門課」不隻是祈許之詞，亦深含反譏之意。這與高賜過世前數年時時憤言「恨當今學衍界無人堪當大任」之語映對，總成一嘆。
至於暗的一麵，我們不要忘記：前引龔定庵詩中的嘲誚，還有龔定庵其人的遭遇、性情與懷抱。龔氏由於書法不佳而不能廁身於一二甲進士之林，深為憾悵，於是勒令家中姬妾人人勤習書法，務使墨跡娟秀嚴整，待「士君子」之賓客來訪時，常差遣這些侍妾奴婢以筆墨書字以窘之，如此調侃居心，與高賜讓故事中的邊配角色顯揚腹笥，其實頗稱異曲同工。我就親聞一位歷史係的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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