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轉變皆源於當時國家對汽車工業的規劃。而且這裏麵可沒有通達公司的份兒。
就在八十年代初期，華夏經濟步伐開始加快，百廢待興。與此同時，國家對於轎車的需求量增大，眾多進口車通過各種渠道湧入華夏。
然而，出於對華夏汽車工業這一民族工業基石的保護，同時也為了解決汽車工業發展的深層次問題，華夏決定對汽車產業實行局部放開政策，並提出了‘以技術換市場’的發展思路。
當時華夏首先將這個機會給了日出國的汽車巨頭們。可惜日出國特有的狹小視野與戰略機，讓他們錯失了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失望的華夏人隻好將目光轉向了遙遠的美歐大陸。
就在一九八八年，時任大眾汽車集團總裁的哈恩聽到一汽將要建設一座巨大的轎車工廠，並正與克萊斯勒公司談判，便立即給當時的一汽最高領導寫了信。九月，哈恩派奧迪公司的生產董事和總部代表趕往一汽，進行試探性接觸。
為了向一汽方麵表示誠意，哈恩懇切地建議雙方在‘國產化領域’合作，並特地強調可以盡快以優惠價格提供奧迪100的成套模具，如果能夠合作，在五個月內就能簽署所有合同。
而當時一汽的談判對象克萊斯勒，則認為華夏的汽車消費能力幾乎為零，投資建廠收益不大，並向中方索取高額的技術轉讓費。
於是基於各方麵原因，一汽最終選中了大眾奧迪。
一九八八年，一汽與德意國大眾公司簽訂了奧迪轎車產品技術轉讓協議，之後開始組裝奧迪100。
開始時一汽隻生產了不到五百輛奧迪100，雖然沒有安全氣囊和ABS、內部裝飾陳舊、電動設備少、沒有天窗，但由於它是第一款在國內組裝的豪華車型，加之當時處於計劃經濟時期，汽車流通仍以物資局等國營單位統購統銷為主，因此這批車輛未能麵世，就被政府部門搶購一空。
按照當時紅頭文件規定的官員出行乘坐標準，奧迪100成為‘高級官車‘的唯一指定座駕。
再後來，安逸可是明確地記著，就在一汽下線的加長版奧迪A6也明確地找準了消費群體——官員，此後奧迪幾乎成為政府高檔用車的代名詞。
當然除了這些曆史原因，社會心態也是成就奧迪的另一項重要因素。
奧迪轎車中規中矩又相對穩重的造型，很是符合華夏官員的喜好。加之國人對德意國車的信賴，奧迪在我國高檔公務車市場的最高占有率，由此誕生。
坐上奧迪，象征著權力與地位。這對於一向都是官本位的華夏民眾，吸引力不用多說。至於桑塔納轎車自然也是一樣，不過檔次要低一些，可同樣也是幹部用車。
奧迪檔次高，價格卻昂貴，而且又有相關的規定，幹部也不隨便就能坐的。那麽退而求其次，桑塔納也就成為大部分低級別官員的首選。
如此大眾公司的汽車產品，也就在華夏風行起來，風頭之勁，真正是一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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