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2/2)

0世紀20年代調查過華北某地的一個警衛旅，發現這個旅的5000餘名士兵中絕大多數都來自農村（87.3%），有68%左右的人需要寄錢回去養家，居然有21.3%的人是家裏的獨生子，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農民絕對不可能讓擔負著傳宗接代重任的獨子來從事這種危險的職業的。馮紀法是馮玉祥的鄉人，長期在馮玉祥身邊做參謀，當他來投軍時人家問他：“你來西北軍幹什麽？”他答道：“家裏的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西北軍在各個軍閥係統中，屬於特別窮的，經常成年累月支不出餉，吃的也不好，就這樣，馮玉祥回安徽老家招兵，還要挑著來，因為，像馮紀法這樣實在混不下去的人實在太多了。當然，更為不幸的人則淪為土匪和都市裏的幫會成員，20世紀20～30年代中國土匪之多，達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像河南、山東、福建、湖南、貴州已經是“土匪世界”，四川的土匪據說達到了150萬人，匪患較輕的廣東和浙江估計也至少有10萬以上的土匪。實際上真實的土匪數字是很難統計的，因為在很多地方，做土匪是一種相當平常的職業，農民平時務農，需要的時候拿起槍就變成了土匪，原來聽起來很可怕的一種罪惡行徑，居然變成了比較普通的一種謀生手段。

留在土地上的農民則被拖入一種畸形的商品化的旋渦之中，各地農村的商品化程度以不尋常的速度提高，農民對於種植經濟作物有了異乎尋常的熱情，全國平均農產品出售率高達50%左右，即使種植的糧食作物，也是出售價錢高的，然後購進低價農產品如番薯、黑豆來充饑。大量經濟作物的種植並沒有使農民發達起來，因為他們這樣做的目的隻是為了獲取更多的貨幣，以支付日益增加的捐稅，免於流離失所。最能說明農民這種畸形商品化特征的是鴉片的種植。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各地鴉片的種植基本上公開化或者說合法化了，大多數軍閥都誘導甚至強迫農民種鴉片這種特殊的“經濟作物”，農民當然也有一定積極性，因為鴉片可以換來更多的貨幣以支付捐稅，減輕壓力。但是鴉片泛濫的結果卻適得其反，農民和下層勞動者染上毒癮的非常多，那個時候，在中國的西部，腳夫們歇腳打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抽大煙。20世紀30年代初，紅軍進入川北，想要找沒有煙癮的男人當兵居然很困難，不得不放寬條件，允許入伍後再戒。家裏有了吸毒的人，家境自然會更糟，農民追求商品化是為了活命，而商品化了之後處境並不見好，甚至更糟。

在一種惡化的秩序中，又存在著普遍的貧困化，各種社會矛盾勢必趨向激化，人與人之間關係可以調節的空間也非常小，農村的權力關係也相應變得更直接和相對簡化了。由於傳統的文化權力的消退，精英對農村的控製開始撕掉那一層道德的麵紗，原來鄉紳們所不屑的鄉村政權的職位，也開始由他們直接出馬爭奪了，一方麵因為正式的政府機構下移，縣以下的職務有了正式的名義和權力，權威性資源有了更直接的誘惑力；另一方麵則由於鄉村權力關係變得赤裸裸了，從前的間接控製已經有些困難。從農民的角度說，由於普遍的赤貧，人們對於權力壓迫的忍受力下降得很多，人們開始對生活比他們好的人產生了普遍的敵視，整個農村社會，隻要稍有一點火星就可能燃成熊熊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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