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1/2)

即便如此，由於整個農村的大環境日益在變壞，這種沒規矩、無序隨意性和不講道德掩飾的統治又是農民所不習慣的。不僅如此，軍閥之間日益擴大的混戰，受害最大、為禍最烈的也是農民。相對於農村大一點的都市較少受戰火的波及，即使真的“城頭變換大王旗”，由於有洋人的幹預，損失也不會太大。而戰火波及的農村，兵燹不僅意味著燒殺搶掠和奸淫，而且還會造成農業生產基本設施和條件的破壞，一方麵使農民沒有能力維護水利設施，另一方麵還有的軍閥為了在戰爭中壓倒對手，居然會決開河堤用水攻，結果使得老百姓的田廬盡成澤國，起碼的生活條件都被破壞了，以至於使得農村抵禦災害的能力嚴重下降，各種天災人禍頻繁發生，農村的凋敝日甚一日，普遍的貧困化困擾著整個農村社會。據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張培剛的調查，在20世紀20～30年代，中國農民家庭平均年收入多在200～300元之間，“以二三百元的收入，用平均每家人數五日或六口來分配，每人每年隻攤到四五十元。這裏麵要包括吃飯、穿衣、住房、燒柴及其他雜項費用，其不夠顯然可知，但是農家收入，不能完全用在家庭消費。用到農場支出的，如購買種子肥料、添置農具、飼養耕畜、繳納田租、完納捐稅等項，至少要占去收入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所以如果除去了農場支出與捐稅，則收入所餘而能用於家庭消費者將更少。農民生活程度的低下，是不待多說的”。李景漢先生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最活躍的社會學家之一，他當時所主持的河北定縣調查非常聞名，然而，據他的調查顯示，即使在這個國際聞名的模範縣，農民的生活水平也低到了可憐的程度。他們所統計的34戶農民，平均每戶全年食肉僅22斤，“除一年內三個節日外，即新年、端午、中秋，全年幾乎不見肉類”，甚至除了必不可少的鹽之外，農民家庭幾乎就沒有什麽“調和”，“平均每家全年用醋4.5斤，黑油4斤，香油僅1.8斤”。農村調查的平均情況不過爾爾，那麽實際上意味著有相當數量的農民家庭可能終年不沾葷腥，甚至碗裏連油星也沒有。當然比起四川、江西等有時連鹽都吃不起的地方的農民來說，的確要算是好的了。總體來說，雖然這一時期農村相對的貧富差距拉大，但農村總體的富裕程度卻大大降低了；也就是說，即使是富戶消費程度也相當低，相當多的所謂地主富農也就能溫飽而已，其家庭成員不僅要參加田裏的勞作，而且吃的甚至還趕不上農忙時的幫工。在當時，經營農業基本上是一件很少能贏利的事業，所以絕少見資本家投資農業，經濟史學家所謂的農業資本主義，在中國直到1949年，連萌芽都談不上。相當多的農民連簡單再生產都維持不了，為了活命，他們隻能另尋門徑，有幸的會流入城市，被城市的各種產業所吸納（這往往取決於距離都市的遠近和家鄉有沒有企業家或者在城裏混出名堂的鄉幫），機會差一點的會去當兵，軍閥連年混戰的結果是全國軍隊的總數逐年增加，用加拿大籍華人學者陳誌讓的說法就是當兵吃糧成為農民的一種職業，那個時代，各個軍閥招兵的人員隻要在農村豎起旗子，很快就會招滿名額。1927年新直係軍閥孫傳芳在龍潭大敗，十萬人馬損失殆盡，回到江北一個月工夫就補充上了。社會學家陶孟和曾經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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