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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戰爭的頻度和烈度都與日俱增。1920年所謂的直皖大戰曆時不過一周,雙方死傷無幾,而1924年的直奉第二次戰爭,雙方在長城一線攻守拉鋸,動輒死傷累萬。但是,軍閥混戰有一個特點,就是盡管戰爭規模越來越大,烈度也越發的高,但現代化的程度卻十分有限。有的財大氣粗的軍閥如奉係張作霖的軍隊雖然裝備很好,在戰爭中也用上了飛機大炮和坦克,但由於使用不當,效用有限,真正解決問題的還是步槍和機槍之間的交鋒。其次,軍閥混戰頻度越高,其吐納的兵員就越多,戰爭烈度雖然高,但真正戰死遠遠沒有逃亡的多,戰爭製造了越來越多的散兵遊勇,這些散兵遊勇幾乎都帶著槍,他們或者落草為寇,或者拖槍回家化為地方武裝的成員,也有帶著小股士兵回家鄉成為土皇帝的。每次戰爭或者兵變之後,軍閥都要補充兵員,為了在戰爭的競爭中站住腳或者壓倒對手,軍閥還需要不斷地擴充軍隊的規模,就這樣,軍閥混戰就像一座巨大的學校,將越來越多的成年農民拖人戰爭,至少教會了他們掌握使用步槍,由於我們前麵講到的巨大的生存壓力,這所戰爭學校基本上是不愁“生源”的。拖槍回家的農民,還會將武器的知識進一步普及給家鄉的夥伴。結果,農民對於現代常規武器的陌生感終於消失了,像義和團那樣有槍不會用的情景基本上不存在了。
從另一個角度說,兵散為匪的也不在少數,打敗了的軍閥往往大股小股地變成土匪。而土匪又常常由於軍閥擴張勢力的緣故而變成兵,兵匪互易成為當時戰爭的一景。當然,在地方上混不下去又回到軍隊上的老兵油子也不在少數,因為軍隊生涯雖然危險,但的確存在許多做農民根本想也不敢想的機會。無形之中,兵與民的界限已經淡漠了,無論做什麽,他們手裏都有槍,不再存在殺人的心理障礙。也可以極端地說,此時的中國其實並不存在著多少正式的士兵,倒有許多拿槍的武裝人,分散或者成股地活動著。那個曾經以“東陵盜寶”聞名的孫殿英的發跡史就非常典型,他先是在豫西悍匪張平手下幹,然後又混進豫西鎮守使丁香玲部搖身一變成了官軍,等到混成機槍連連長時,又借機拉出隊伍自立山頭。他20多年的軍閥生涯,總是在土匪、官軍和會道門集團三種角色之間來回轉換,他的手下也是如此。幹了臨城國際列車綁架案的山東土匪孫美瑤部下是一位被他們綁架的外國人稱為“厚嘴唇”的土匪,“他曾是湖南軍閥張敬堯手下一名士兵,在張敬堯被吳佩孚打敗後,他發現自己‘失業’了。於是遊蕩到北方,並於1922年夏投到了反吳佩孚的張作霖的帳下。而在張作霖兵敗京郊後,‘厚嘴唇’遠道跋涉返回山東,加入了匪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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