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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讀書人還是些了不起的大人物,是可以拯救他們出苦難的能人和超人。在農民中間很容易產生對這些知識分子的崇拜。一個知識分子高高在上,民眾眾星拱月式的農民團體當然不見得什麽新鮮,但問題是這個團體不僅有當時世界最時髦的理論支撐,而且一直力求保持自己窮人團體的形象,作為領導的知識分子往往著意去發展那些最窮的農民作為農會的幹部,而不是那些文化素質較高的其他人;反過來,越是窮苦的農民對農會的依賴就越強烈,參加活動也更踴躍。還在基本上屬於和平發展時期的廣東農民運動,就已經顯現出這種征兆,第三屆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基本上都是廣東學員,總共128人中,其中有鄉村學生29人、工人4人、小商人1人、軍人2人、自耕農20人、佃農72人。佃農占56.25%,居絕對優勢地位。這個統計數字似乎可以說明農會這個鄉村新結構的性質和發展趨勢。這一點,也是引起地方精英普遍恐慌和敵視的原因之一,像紅槍會這樣的組織,或早或晚都有變為富人工具的可能,而農會卻沒有這種可能,或者大體上沒有這種可能。
顯然,農民協會要想生存和發展,絕不可能在某些“好軍閥”的庇護下,靠給農民做好事維持下去,軍閥和豪紳不允許,領導農運的共產黨人也不允許,因為他們在當時中國的使命就是革命。盡管當時的共產黨人主要精力集中在國共合作上,對農民和農村並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但少數參與農民運動的人和生存下來的農民協會自己都意識到了組織自己的武裝和打出鮮明的反抗軍閥旗幟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海陸豐的農民協會很自然地就開始組織農民武裝——農民自衛軍,與政府(陳炯明治下的)的衝突日益加劇,顯然,陳炯明對彭湃的忍耐也到了最大限度。
但是,在這個時候,由於國共合作,獲得了新生的國民黨顯出蓬勃的上升勢頭,它的身體似乎還沒有從軍閥的軀殼中脫出來,就已經獲得了取代軍閥統治的使命。國民黨擁有軍隊和政府(雖然完全忠於它的黨軍正在成長中),它的使命就是要對舊軍閥的統治取而代之。這種取代至少在當時並不為人所看好,因為國民黨的軍事力量相對於它的北方和東方的對手來說,實在是太弱,而且本來就已經很弱的力量,還基本上是由各有懷抱的二流軍閥組成的。就連國民黨自己對此也沒有更多的信心,不然的話,孫中山就不會抱重病之軀北上去和他的老對頭段祺瑞周旋了。但是,有一點是當時大多數軍閥政客所難以估量的,就是經過國共合作,國民黨的確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生機,盡管從內部還是從外部看它都顯得一團糟,但卻以一種非常規的規模與速度在擴張著自己的勢力。如果說國民革命軍的東征和南討在某種程度上為農民運動提供了反抗軍閥的合法性,而農民協會的支持,也為國民黨統一廣東根據地提供了最大的便利。1926年,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農民運動於是迎來了它大發展的高潮,在北伐軍的進軍途中,各地農民協會紛紛成立,基本上由共產黨人組織發動的農民運動一浪高過一浪,在湖北、湖南和江西的農村幾乎成了農民協會的天下,甚至北方的農民運動也呈現高漲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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