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1/2)

從某種意義上講，沈玄廬和彭湃的行為，與前麵提到的某些參加領導紅槍會的新式知識分子有相似之處，都是新式知識分子與農民力量的結合，他們都看到了蘊藏在農民中間巨大的組織力和破壞力，但是，紅槍會的知識分子由於利用的是舊模式，落後迷信的外殼卡死了這種結合的前程，而彭湃以及後來毛澤東他們的行動，卻可以發展成為一場改天換地的大革命。彭湃的實踐也證明，隻要有效地利用矛盾，善於發動和組織農民中的反抗因素，農民運動是完全可以站住腳的。連年的軍閥統治與混戰，使得農民中的反抗因素已經積成了澆滿燃油的柴堆，隻要有火種，或者軍閥統治出現空隙（陳炯明的開明也是鑒於以往軍閥統治的殘暴無序而做的調整，也可算是一種空隙），普遍的反抗就會出現，紅槍會是一種，農民協會也是一種。

當然，與紅槍會相比，早期的農民協會具有更多的和平性質，並沒有打出武裝反抗軍閥的旗幟，甚至看不出有這方麵的意圖。而紅槍會一登台就張起武裝的大旗，雖然也有原有的地方勢力表示的敵對意圖，但相當多的精英（尤其是原有的鄉紳）卻表現出了歡迎姿態。因為紅槍會高發的地方麵臨著軍閥混戰的壓力，戰爭的到來，往往玉石俱焚，連非豪強性質的地方土圍子有時也難免為軍閥所吞並，至於那些武化程度不高的鄉紳，戰爭的危險就更大，所以他們樂意投身這種馬上就可以看到自衛效果的組織，而且，那些地方原來就對紅槍會這種固有的社會組織具有親和力，至於這種組織從邊緣上升為中心，這也是政府功能退化，鄉紳們的一種不得已的選擇。但是，農民協會則是一種前所未見的結構，這種知識分子和貧苦農民的直接結合，使他們感到了某種深刻的不協調、某種根深蒂固的反叛，它凸顯在固有的鄉村社會結構上麵，令精英們無法安放。隻要農民協會的改良吸引了部分的農民，取得了一些效果，就會引起大部分原地方精英的敵視，與紅槍會不一樣，除了極個別特別開明的鄉紳之外，很少有地方精英會對農民協會懷有善意。顯然，對於原來的地方精英而言，新冒出來的農民協會是一種具有敵意的勢力，它的出現已經侵入了他們原有的地盤，侵奪了他們原有的部分權力，比如鄉社調解權和興辦公益事業（如辦學）的權力，有的地方像海陸豐，由於領導人的特別卓越，農會甚至將各鄉的，花會也團結在周圍，取得了更大範圍的文化權力。盡管紅槍會對權力的侵奪更多，更厲害，但由於戰爭的壓力，他們能容忍，由於紅槍會這種結構他們比較熟悉，他們自信能駕馭，所以，地方精英對於新生的農民協會和“古老”的紅槍會采取了兩種似乎是截然不同的態度。

農民協會與紅槍會的根本不同，還在於它基本上是一個從貧苦農民為主體的組織，一個擁有激進的口號，切實的策略和知識分子領導的以佃農和雇農為主的團體。誠然，知識分子隻有脫下長衫，收起學生腔，與農民打成一片才可能發動農民運動（彭湃、毛澤東等人都有類似的經驗），但即使跟農民有了共同語言，穿戴與農民一樣了，信服他們的農民依然不會把他們當做自己的一員，對於農民來說，這些讓他們感到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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