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1/2)

閻錫山的村政建設，製造了一個富有特色的下層結構，在其前期，這個結構對於國家主義意義上的建設，無疑是很有效用的。對於一個極端落後的農業地區，要想迅速地走向軍事意味的現代化，將對農村的控製強化到極致，由國家政權直接出麵將每個農戶的財力資源集中起來，無疑是一條捷徑。可是中國不是日本，一個整體化軍事化的社會很難建立起來，無論閻錫山花上多少精力，費盡苦心也難以奏效，盡管相對於其他軍閥，山西一體化的程度要高一些，但更多也是表麵文章，有一段時間連乞丐都必須懸一腰牌，“上有乞丐第幾號、姓名、籍貫，背後有準許行乞時間”⑿（1922年4月20日《長沙大公報》。）。但閻錫山並沒有將山西建成人人都按統一步調和規矩行事說話的社會，讓村幹部都像軍人和警察一樣規範化行事，根本難以辦到，中國式的人情無論何時何地都會充盈於上到政府各個機構下至村閭之間，玩忽職守、搪塞、拖遝和漫不經心一樣會吞噬著閻錫山的“村本政治”。到了閻錫山統治的後期，由於麵對共產主義的威脅，他不惜學習法西斯主義的做法，“要幹部把他當做國家領袖來崇拜”⒀（《閻錫山在山西》，《近代史資料》，1982年第3期，第95頁。），在上層搞“同誌會”和“鐵軍”，以非常手段強化他的個人統治，在農村則實行所謂的“兵農合一”和“土地村公有”製度，在保留原來的土地所有權的前提下，將土地使用權打亂歸村所有，將所有的青壯年男丁按村每三人編成一組，一人出來當兵，其他兩人為國民兵，每個國民兵可以領一份份地，但需要供養出兵的人家。村中的其他人不領份地，附在國民兵的份地上做“助耕”，但村裏的賦稅都固定在份地上，所有農民也固定在了份地上，絕對不允許隨意外出，或者另謀生計。到了這個境地，閻錫山對農村的行政警察式的控製強化到了極致，變成了軍事警察農奴製，自然也就走到了末路。

農民運動的啟示——權力結構突變

除了紅槍會以外，軍閥政治的另一個反彈，就是中國20世紀的農民運動。它反映了由於在軍閥統治下，混亂無序的農村政治狀況使得農民不僅無法再按從前的模式生活，其忍受和適應能力已經臻於極限，甚至有些地方連最基本的生活條件都難以滿足，農村的整個經濟和生活已經崩潰或者按費孝通先生的話是癱瘓了，中國農村進入了一個對造反最向往的時代，因為真真切切地除了鎖鏈沒有什麽可以失去的了。紅槍會現象的出現，是農民對暴虐權力的一種反抗，不是農民都非常樂意用這種舊模式進行反抗，僅僅是因為他們沒有新的模式可以利用，一旦出現了新的反抗工具，農民其實是十分樂意采納的，大革命時期遍及南北的農民運動就是一種新的反抗形式，是一種農民力求以這種形式改變日益惡化的權力結構的嚐試。

20世紀20年代的農民運動無疑是具有共產主義色彩的，也可以說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但是，這個運動又是在當時的政權框架內進行的合法鬥爭，在運動之初甚至具有很鮮明的農村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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