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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協會進一步侵剝地方權力，甚至為威脅縣以上的政府機構埋下了伏筆。
當農民運動的高潮在湖南、湖北以及江西興起的時候，組織起來的農民很快就突破了“法定”的權限束縛，引起了鄉村社會的巨大變動，甚至引起了整個社會的騷動，連部分的中國共產黨人也一度感到不安，提出了種種對農民運動的限製條文。
在中國現代史上，槍杆子是權力的最好象征，所以農民協會的發展首先是在武裝問題上取得了權限的突破。廣州政府原來規定農會的自衛武裝是自己組織的，並沒有要它取代其他形式的地方武裝，湖南的農民運動搞起來以後，農會武裝自我的思路竟然是奪取和改造團防局這種從清末就延續下來的地方武裝，通過吃掉原來的地方武裝充實自己。當然，盤布於湖南農村的各級團防武裝，無疑是農民運動發展的障礙，但就當時的時勢而言，這些團防對農會的威脅遠沒有廣東地方武裝那麽大，農會對他們下手，明顯是采取了某種進攻的姿態。
當時，湖南75個縣都設有團防局，各區鄉則有分隊，名義上各縣的團防是歸省裏的清鄉督辦管的，但實際上清鄉督辦除了長沙的團防之外，誰也管不了。團防是當時湖南由地方精英控製的主要武力。1926年7月，湖南農民協會籌備處的負責人易禮容和柳直旬等人，乘政權交替的混亂時期，從國民黨省黨部和省政府討來一紙含混不清的指令，便從當時的清鄉督辦署強行接收了全省（名義上的）的團防。恰巧當時清鄉督辦是個趙恒惕時代的舊衙門，而督辦羅先閨又是一個過氣了的老軍閥，沒有什麽實力，一心隻想著守住自己多年搜刮來的財產，所以，農會一嚇唬，督辦署就作鳥獸散。長沙的團防一垮，各縣隨即喪失抵抗的勇氣，很快，全省各地的都、團總老爺丟了槍把子，幾個月內，團防大部分變成了農民自衛軍。接著，農民協會的武裝進一步擴大，將由舊團防改編的自衛軍變成農民自衛軍常備隊，槍械齊全，歸縣農會直接指揮，此外還組織了農民挨戶團，即每個農戶出一男丁，配上梭鏢和大刀，配合自衛軍行動，這就是有名的“梭鏢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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