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1/3)

自從北伐軍進入湖南，農民運動開始興起，組織起來的農民就開始問鼎行政權甚至司法權，當地方團防逐漸瓦解，農民自衛武裝出現時，農民與地方精英的衝突日甚一日，經常出現農民將豪紳（大部分是比較惡劣的）押送縣政府，而政府卻不管的情況，於是農民開始自行處理，給他們認為的土豪劣紳們戴上高帽子遊街遊鄉，這種“文化臉麵”性的懲罰，即使不進行關押甚至肉體懲罰，對豪紳的打擊也是相當大的。在運動中，對地主的經濟觸動也有，但主要通過罰款和派捐進行。也有少數地方發生了對地主的財產侵奪，一般是針對那些反對農民協會的豪紳，即毛澤東所謂“一群人滾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其實沒有經過共產黨的統一部署，減租減息就已經推開了。在農民運動興盛時，鄉村舊的都團組織（區鄉政權機構）一概瓦解，都團總爺即使還在，也不敢管事了，縣以下的所有事務概由農會做主。“‘紳士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一切權力歸農會’。連兩公婆扯皮的小事都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出場，便不能解決，農會的出了場，放個屁也是靈的。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隻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停止了他們的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有的縣甚至成立了縣政府和農民協會等革命團體的聯合會議，一切政務要通過聯合會議解決處理，縣長一味唯農民協會的馬首是瞻。一些豪紳被驅逐了，少數惡貫滿盈的大劣紳像葉德輝（此人在戊戌維新期間就是個著名的頑固派）居然被由農民協會主宰的特別法庭給處死了，農村的權力結構一下子就翻了一個個兒。原來處在最底層的最窮的農民翻在了上麵，而一向神氣活現的地方精英或者逃掉，或者向昔日的人下人俯首稱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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