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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運動在湖南、湖北鄉村獲取的還不僅僅是政治權力，正像毛澤東在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裏說的那樣：“地主政權是一切權力的基幹。地主政權既被打倒，族權、神權、夫權便一概跟著動搖起來。”。在農民運動興盛的地方，“族尊老爺”（族長）雖然沒有被“罷免”，但祠堂裏的秩序卻被衝亂了，窮人可以坐在上首，女人也可以進去吃酒，昔日尊貴的族長，甚至有可能被拖去戴高帽子遊鄉。由於一切歸農會做主，宗族對族人的處罰當然也不敢搞了。宗族體係是建立在鄉紳的文化威權和血緣紐帶上的，掌握族權的一般都是擁有文化威權的鄉紳，既然鄉紳在運動中威風掃地，所以族權自然會呈現出動搖之態。加之農會講究的是階級不是血緣，能否登上農會的權力頂層，要看一個人的階級屬性，就是有多窮，還要看他是否有勇氣與傳統權力鬥爭，所以族權在農民運動的高潮中，很容易被人忽視。實際上，本來在武化精英的衝擊下，族權就已經呈現出頹勢（因為武化精英對於文化控製不甚看重），所以，族權的淡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隻不過，這僅僅是一種季節性淡出，農民的宗族意識和情結不會因為一場革命而退出曆史舞台。毛澤東當時顯然是有點過於將農民運動理想化了，雖然族權、神權甚至夫權在農民運動大潮中都受到了波及，但真正的動搖還談不上，更說不上是被打倒了。
族權如此，夫權和神權更是如此，它們實際上是伴隨著大革命對風俗的衝擊而出現“動搖”的。雖然像毛澤東所說，南方的農民家庭婦女由於下水田勞動的緣故，在家庭裏的發言權比較大一點，性關係也比較隨便，但父權至上的社會宗法體係依舊是根深蒂固，所謂夫權就是這個體係的一個權力分支，即使家中妻子說了算，也不意味著夫權的不存在，甚至被人稱為“破鞋”的婦女，也不可能與丈夫離婚，很可能還會極力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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